这是一场每年都会定时、定点发生的“战争”，时间通常是夏季与秋季，战场覆盖中国从北到南的产粮大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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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收时节即是兵临城下的时刻。大战一触即发。政务公文里不断出现“攻坚战”“迎头仗”“硬战”的字眼。战况之艰巨，从作战手段可见一斑：卫星遥感监测，载人飞机、无人机“空中围剿”，地空一体巡查， 24小时轮班“严防死守”。
作战标语更是遍地开花：“飞机已经上天，地里不准冒烟”，“上午烧秸秆，下午进班房”，“人生道路长漫漫，焚烧麦茬找难看”……
敌人不是什么外来入侵生物，而是那些散落田间、枯槁发黄的秸秆。它们为人类捧出了粮食，转身就成了麻烦制造者。
现在，又一个战斗的季节来了。
阻击战
在各大“粮仓”，秸秆禁烧的阻击战投入不菲。据公开报道，仅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一个区的25个乡镇（街道），去年为秸秆禁烧投入的财政资金就达4458万元。而在湖北省荆州市，今年夏收期间，每天1323个督查组、35280个巡查组，24小时轮班在地头巡查。
“顶风作案”者一旦被发现，轻则罚款，重则拘留，工作不力的地方官员为此被摘掉官帽也是有可能的。
对于农民而言，烧，几乎是处理秸秆的首选方式。只要一把火，不花钱不费力。祖祖辈辈留下的经验让农民相信，秸秆焚烧后留在田里的草木灰，可以增加土壤的肥力，虽然也有研究表明，土地中的微生物被大火“烤死”之后，耕地的生物环境反而会被破坏。
真正让秸秆焚烧成为重点阻击目标的，是最近几年各地大气污染“雾霾围城”的困境。秸秆焚烧产生的颗粒物PM2.5虽然不到PM2.5总量的5％，但由于秸秆焚烧通常都在短时间内集中焚烧，因而在这期间，最严重的时候，烧秸秆大概可以产生空气中PM2.5的三到四成。
中国农作物秸秆总量几乎占据了全球的三分之一。国家发改委、农业部组织各省有关部门和专家进行的评估显示，2015年全国主要农作物秸秆理论资源量为10.4亿吨，可收集资源量为9.0亿吨，利用量为7.2亿吨，秸秆综合利用率为80.1％。
所谓利用，包括使秸秆能源化、肥料化、基料化、饲料化和工业原料化。各地都在劝告农民“秸秆还田”能增产，理论上一点也没错；实际上，有时候却不是这么一回事。
潘根兴是南京农业大学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他下乡考察时，常有农民反映，在一年两季、农时很紧的情况下，大量的秸秆铺在田中，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腐烂成养料。新的作物播种后，许多苗长在了秸秆上。农民形象地把这种“脚离了地的苗”叫做“吊死苗”，自然是长不好。
更糟糕的是，“秸秆还田”有时还好心办坏事。
人们希望秸秆还田能够给新苗提供更多天然的养分，但秸秆分解得靠微生物来“作业”，微生物又需要吸收足够的氮才有力气来消化秸秆，结果反而是秸秆在和新苗争养分。
如果上一茬作物的病虫害留在了秸秆上、传给了新作物，情况就更不妙。这种情况下，秸秆还田了，农民却不得不多施化肥、多打农药。
因此，每年夏收秋收季节，神州大地，处处冒烟，很多农民喜欢一烧了之。
为何秸秆禁烧这场仗就是无法彻底打赢？战争面临的一个形势是，如今的农村，秸秆多，人力少。
江苏农民王文石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他所在的江苏淮安市凌桥乡，两万人，6万亩地，大部分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前几年，凌桥乡的农民偷偷摸摸地烧秸秆是常有的事，“农民也是没有办法”。
2014年，王文石跟人合伙开了一家“联创利用合作社”，专门跟秸秆打交道。他们买了20多台大型机械，免费为农民收集秸秆，农民也不向王文石收费，“双方互免”。收到秸秆后，再卖给秸秆利用的企业，以此挣钱。
两年下来，王文石的企业已经成为江苏规模最大的从事秸秆收集业务的企业，业务还做到了安徽和湖南。
然而，面对燎原之势，他所做的只是杯水车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