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报：要提升农民工转变为市民的意愿，显然要提升身份转变后的待遇，这又涉及到户籍制度改革，对此有什么建议？
温铁军：人们误以为是户口导致了城乡二元结构。其实户口只是一个标识，一个符号，并不都是户口惹的祸。有些地方如省会城市石家庄早就放开了户口，但结果未见得显着，因而并不是放开户口这么简单。户口背后有200多种不同的利益，如何让这些隐含的利益显性化，并逐个解决，才有利于真正城乡一体化。
发展综合性合作社才能盘活资源
中国证券报：如果说推动农民进城不能采取激进的举措，那么如何解决当前的“三农”问题？
温铁军：“三农问题”这个词在国内是我在上世纪90年代最先提出来的，基本上是一个人口膨胀而资源短缺的农民国家追求工业化的发展问题。这些年强调的新农村建设其实是生产过剩矛盾和去工业化压力出现后，中央提出的应对危机之策，被称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采用激进的手段让农民进城，比如通过现金买断农民身份、大规模征占农地，这意味着过剩资本强行换取稀缺资源，属于城乡要素的不平等交换，其后果是农业三要素的进一步流出，会造成更严重的“三农问题”。
中国证券报：小农困境是否就无法破解了呢？
温铁军：不是的。小农状态很难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已出现逐渐“空洞化”的现象。在信用社、供销社系统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名的大户经济各自为营的大环境下，对于大多数普通村庄的发展而言，亟需探索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土地三权分离条件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应该以村庄为单元通过群众路线把村民组织起来，建设综合性合作社，是一个好方向。即：综合性合作组织、多样性乡土社会文化建设、党政主导的群众路线这“三位”，服务于作为“一体”的美丽村庄的可持续发展。具体而言，以村两委为主导力量，村庄资源和群众利益出发，动员村庄能人和积极分子，自觉推进如同均田一样的资源股权化占有，以此带动村民加入草根性的综合合作，提高对外统一谈判地位，以及相关社会文化建设工作，必会为村庄可持续建设与国家宏观政策的长效对接打好基础。
中国证券报：对于经济合作组织，有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
温铁军：我比较认可日韩台模式，主要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建立综合性合作社体系，这样才能以合作社在所有涉农领域的其他收益来弥补弱势小农在农业生产领域的收益不足。以日本为例，土地改革与建立综合性的合作社几乎同步，包括金融保险房地产在内的农村经济领域所有的资本化利益都集中在这个垄断性的合作社里面，政府的优惠条件也全部给了合作社而且长期禁止私人企业进入农地交易；同时，政府还严禁任何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进入农村社会经济领域。保证了所有在农村领域产生的经济收益都通过综合性的农民合作社高比例地返还给农民。这样就稳住了农村也稳住了农民；只是没有形成美国式大农场。
60年来，有人认为“三农”向国家做出的贡献达17万亿以上。现在向“三农”投入了10万亿左右，这只是一种补偿性投入，未来应进一步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如果在农村像在城市一样大规模集中资本，农村就会变得和城市一样发达。
中国证券报：由于大量劳动力外流，乡土社会的治理发生了巨大变化，针对乡村建设你有什么建议？
温铁军：乡村建设的重要性确实在凸显。作为一个历史概念，乡村建设孕生于20世纪初叶的中国社会，不同时期的乡村建设实践虽然在表现形式上有诸多不同，但在历史背景上有相似之处，在思想逻辑上也一脉相承。
乡村建设的目的是重塑和谐的社会关系，构造健康可持续的社会发展路径。同时，乡村建设不是保守地关注着乡村和排斥城市，而是以农村为着眼点统筹城乡发展。即梁漱溟所说“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
今天我们强调城镇化，城乡之间不应相互排斥，也不是谁化掉谁，当然更不能发生城市化掉农村。在近期沿海的“去工业化”过程中，乡村人才回流县域中小企业和城镇化，相应需求农地制度体现“留权离土”。此时，如何建立一个能够而且愿意为全体村民利益最大化服务、主导乡村建设的村两委及其立足的综合性合作社，是对深改的一个巨大挑战。
应重视发展县域经济和中小企业
中国证券报：对于当前的新型城镇化，你怎么看？
温铁军：在用词上，现在的提法是城镇化而不是城市化，这其实是对于此前10年过度城市化的否定。从我的调查研究来看，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还没有一个可以被认为是成功的。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可以归结为空间平移、集中贫困，由农村贫困人口变为城市贫民窟人口之后反而带来的结果是贫困标准的上升。大多数拉美国家或者非洲国家要求将贫困标准提升到2美元以上，而中国农村或者印度农村的很多地方贫困标准甚至在1美元以下，原因在于和自然资源结合得更密切一些。
中国的城市化要靠城镇化来实现，和中小企业的发展相结合。一是城镇对于中小企业的进入门槛低，城镇化和中小企业的团地化发展最能节约成本。二是能够就近地从农村吸纳劳动力形成比较低成本的社会保障，就是说这个劳动力如果在城镇就业，一旦失业了，或者在城镇创业失败了，蹬自行车半小时就可以回家，没有后顾之忧。三是要有利于农民工的返乡创业。
中国证券报：这是否意味着政府投资应着力于县域经济发展所依托的中心城镇建设，有哪些政策建议？
温铁军：是的。中国有三千多个县级单位和三万多个建制镇，大部分基础设施投资和配套不足，特别是在三要素长期净流出的传统农区。2005年中央就强调县域经济与城镇化战略相结合，就是要继续用“看得见的手”把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用来加强约一万个县域中心城镇建设，同时赋予优惠政策促进中小企业向城镇集中，拉动非农就业和县域经济发展，以这种扩大内需的综合性举措来推动城乡一体化和具有多样性内涵的生态文明建设。
我们可以吸取改革初期的发展经验，创新城镇化与中小企业相结合的发展机制。应由中央和省两级财政主导增加县域经济和中小企业专项投资；同时通过税收、金融、技术、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为那些能够与城镇化相结合的外出农民“返乡创业”和本地中小企业降低进入城镇门槛和本地化经营成本，保护中小企业在县内城镇的生存环境。
国家强调生态文明理念要和城镇化战略有机结合。在可借鉴的国际经验中，主流的是低碳经济和三产化农业相结合；欧洲中产阶级人群对农业的定制化需求，催生非主流的创新，比如“三慢（慢城、慢食、慢生活）运动”和“转型城镇”相结合。欧洲的转型城镇已经发展到3000多个，市民参与城镇公共绿地改造为有机菜园，把绿化树林改造成果园，鼓励市民在有机食品与自主手工产品交换的时候使用本地的非官方货币，尽可能缩短“食物足迹”和“生态足迹”，弱化全球化对环境的影响。
为此，我们要大力促进多功能现代农业与生态多样性的有机消费结合。一方面通过社会政策和文化创新，促进市民下乡参与社会化的小型综合农场建设；另一方面，应该同步发展城乡群众为主体的“参与式食品安全认证体系”。
中国证券报：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农业现代化应该朝什么方向发展？
温铁军：农业现代化应由二产化向三产化过渡。
近20年来，中国农业在二产化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也要看到二产化大潮中形成的面源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目前中国农业的面源污染已经超过了城市，超过了工业。要想进一步提升农业附加值，必须要注意如何让现代化农业实现全产业链的发展，尤其要包括三产的发展，要有意识地减少农业造成的污染，这是政府和企业的共同责任。十八大确立了生态文明战略，而在农业的落实，就是要逐步恢复农业的生态特性，这应该是有利于环境友好和资源节约的。
三产农业的提法，其实早在200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就有涉及，当时就强调了农业的多功能性。农业龙头企业要将以往实物形态的农产品[-2.13% 资金 研报]交易尽可能形成价值形态的交易，也就是在农业三产化中尽可能占有高端，而最高端的就是创意和品牌。事实上，只有把二产化、车间化的农业改造成具有三产化开发条件的农业，才能改变二产化农业的双重外部性，即面源污染和食品的不安全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