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上世纪从1956年开始到整个60年代，由于中苏关系断裂，过去外资进入形成的资本增密机制不能维持，还要偿还既有投资形成的债务，于是发生了1960年的第一次城市工业危机。当时连带国际地缘政治关系紧张，为了保住工业家底，1964年起搞“三线建设”，把沿海和大城市的工业向内地山区转移，向这种工厂的空间转移要效益几乎相当于儿戏，两千七百多亿国内投资也转化成了债务负担，于是有了60年代后期的第二次危机和70年代中期的第三次危机。应对危机的办法则是三次大规模的上山下乡，即城市失业人口向农村转移，属于典型的城市危机代价向乡土社会转嫁。从此就导致了路径依赖。但到1971-1977年再次大规模引进西方资本、随即1979-1980年出现赤字时，由于已无法再通过上山下乡向农村转嫁危机，而是千万知青大回城。这一情况下，危机不能向农村转嫁了，只能在城市硬着陆，于是，中国开始改革开放。
中国证券报：是否可以说乡土社会某种程度上扮演了城市危机承载器的角色？
温铁军：这就是所谓的城市“资本池”和农村“劳动力池”的二元结构。
我们目前的土地制度实际上可以称作“农民兼业经济的无风险制度”，或者“半农半X制度”。为什么说无风险呢？因为土地并非通过市场交易而是通过政治分配得来的。农民之所以不愿意拿到市场上交易，因为土地是“一家两制”的财产基础，也就是说，保留这片地至少可以让一家人吃上饭，家庭成员可以留在农村也可以出去打工，都是风险趋零而使机会收益最大化的选择。
十年前在一次会议上，我遇到了曾经请时任总理温家宝帮她讨薪的农民工熊德明，我问她，如果工资最终拿不到怎么办。她的回答很有意思：“拿不到就回家了，多养几头猪嘛”。这话也表明，农民是靠兼业化小农家庭经济的内部性来化解外部风险的。
土地流转不能侵犯农民利益
中国证券报：随着农业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条件开始具备。未来农业的大规模生产前景如何？
温铁军：我国农业不能简单参照美国的大农场经验。在讨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时候，有人说，中国原有9亿农村人口，现在转移了两个多亿，而按照现在的生产力水平，农业只需要5000万人口，因此还有几亿农民需要转移，并按照转移数字计算出农业人均产出的潜在增长能力，这种算法有意思吗？
在东亚社会，农地制度差不多，都形不成大规模农业，靠规模提升农民劳动生产率的这个愿景其实是殖民化带来的西方梦。比如，日本从田中角荣时代开始就希望农业生产规模从过于细碎增长到人均两公顷，几十年过去了，日本终于实现了“阿角梦想”，农户平均拥有土地的规模为2-3公顷，这与中国农民所说的“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没多大差别，只不过那头牛变成了拖拉机。
中国证券报：为什么东亚社会土地的集中化经营在实现的过程中这么难？
温铁军：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东亚社会是一个原住民社会。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实现了大规模农业，但那里的原住民人口占比在3%以下，巴西、阿根廷也是大规模农业，原住民人口占比5%以下，而且基本上是在保留地里。亚洲国家中只有一个是大规模农业——菲律宾，因为被殖民了400年。菲律宾的农场主基本是外来殖民者，原住民是最低贱的包身工或者合同工。我调查了40多个国家和地区，现在总算明白，这就是现实，不可能再重复曾经发生的血与火的殖民化，只好老老实实、就事论事谈谈现在的矛盾。
中国证券报：深改组第五次会议就提出，要根据各地基础和条件发展，确定合理的耕地经营规模加以引导，不能片面追求快和大，更不能忽视了经营自家承包耕地的普通农户仍占大多数的基本农情。引导土地流转应注意哪些问题？
温铁军：这个文件有收紧的意图。土地流转一定要尊重农民意愿，不能侵犯农民利益。尤其是要防止以土地流转为借口降低开发商征占农地的成本。其实农地流转历来没有大问题，八十年代大包干以来的政策就一直鼓励土地流转，实际上农地经营权的自发流转每日每时都在大量发生，但真正放弃承包权的彻底流转现象，却几乎没有发生过。
中国证券报：为什么农民不愿意放弃土地进入城市，把农民工转变为产业工人，难在哪里？
温铁军：这是土地问题，但也不是土地的问题。土地的平均分配导致农民全数变成了小财产所有者，这也是中国底层社会相对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农民转变为城市身份后仍是小财产所有者，自然会很顺利，但如果变成了无产者，则谁都会遇到较大的阻碍。外出打工农民可能更愿意在城市里做一个小老板，如开个理发店、菜铺，但不愿意长期做产业工人。如果用激进的政策断掉进城农民打工者回去的根，则会不稳定。丧失了在农村生存的财产根基之后，如果大多数农民无法在城市立足，则很可能造成贫民窟化与农村社会冲突的同步加剧，社会动荡的激烈程度将远比其他发展中国家严重。比如，与中国相比，印度农村就没那么稳定，由于34%的赤贫人口主要是无地的农民，因此，现在印度还有20多个州存在着争取地权的游击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