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户籍与身份的断裂多导致迁徙于都市与乡土之间的农民工，更倾向于一种“生存与生活”分离的行为机制模式：赚城市的钱，过乡村的生活。当然，对许多也想过上有保障的市民生活的农民工而言，则由于其不得不仰望的过高门槛而被迫这样选择。
7月23日，四川省统计局发布“2014年四川省进城务工人员现状调查报告”，指出目前进城务工人员没有举家向城市迁移的比例超过半数，76.3%的农民工不打算购房，46.5%的农民工认为随迁子女就地入学的“申请入学的限制条件太多，标准太高”；而国家统计局哈尔滨调查队的一项调查则显示，近六成农民工倾向“流而不迁”，不愿在城里安家。
农业人口市民化“盲区”
随迁子女读书、保障性住房、社保、医疗的不平等，构成了农民工都市生存的盲区。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6894万人，比上年增长2.4%，从区域来看，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增长率高于东部地区。但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快速增加的同时，其权益保障相对滞后。四川统计局报告认为，进城务工人员的就业行业比较集中，社会保障水平不高，合法劳动权益维权意识不强。
而在日益增大的农民工群体中，46.6%是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十多年前，出生于1980年代后的农村务工人员被学界冠名为“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角度；十多年后，这群囊括了1980年后和1990年后生的“新生代农民工”正逐步成为打工者的主流。
但是数量已达1亿的新生代农民工正面临着“上下无着”的尴尬困境：他们既游离于制度性权力结构和福利保障体系之外，也在客观纽带和主观认同上脱离传统乡土。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李煜认为，与老一代农民工类似，城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制度性排斥仍然存在。这一群体在就业、居住与生活、社会保障和获取公共服务等方面无法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
“原来是农业人口，现在是城市人口，这个转化过程涉及到哪些要完善的方面，比如户籍、医疗、教育等。”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教授冯长春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过去仅仅一个户籍制度便紧紧束缚了“碎片化”群体获得公平发展的空间，现在很多地方已经放开户籍制度，下一步还需要考虑到医疗、教育、养老等其他社会公共服务，是否能给城市外来者以“扎根”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