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型经营主体的不断出现，我国许多地区加快了耕地流转的进程，对发展现代农业、提升土地产出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均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现行一些新型的市场化流转模式，如农户与企业、农户与专业合作社、农户与专业大户之间耕地流转后，“非粮化”(即不再种植粮食作物)现象较为明显甚至表现得十分“过度”。耕地流转“非粮化”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农业种植比较效益即市场价值规律的正常反应，是农民的理性选择；另一方面，从长期来看，耕地流转过度“非粮化”可能导致耕地面积大量减少、耕地质量大幅降低，进而危及国家粮食安全，因此，对于耕地流转的过度“非粮化”问题，值得人们认真关注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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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在耕地流转进程中，一定要谨防过度“非粮化”趋势。
耕地流转“非粮化”的特点
从流转对象来看，农户对农户流转的土地基本还是用来播种粮食作物，但农户对协会、农户对企业、农户对种植养殖大户的流转，多数出现了土地“非粮化”趋势，并且这一趋势有可能还会进一步加快；而且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来看，在经济发达尤其是较发达地区，大部分土地流转后存在过度“非粮化”倾向。在目前的浙江省嘉兴市，仅有的10家流转了土地的农业专业合作社和农事企业，全部利用流转来的耕地从事非粮食产业。在成都市，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流转土地在种植粮食和油料作物。
耕地转入后“非粮化”的原因
——农产品内部价格体系不合理。之所以出现土地“非粮化”，主要原因是种粮效益远远低于种植其他经济作物和搞养殖的效益。原本种粮的土地，被流转为养殖业、高效经济作物种植业、生态农业、休闲农业等，就是因为农产品内部价格体系不合理造成的。
——土地“非粮化”效益高。在江苏省赣榆县墩尚镇银河村，现在养泥鳅一亩产出效益比种30亩水稻还要高，所以附近几个村的农民都愿意把土地流转过来养泥鳅。全镇9800个农户，有6000户被协会组织起来养泥鳅，流转土地达到2.1万亩(全镇耕地3.4万亩，流转土地中含部分水面)，产值12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从泥鳅产业就增收5470元，占比为68.6%；种粮收益只占其总收入的4.5%。如此高的“非粮化效益”，怎能不让农户们“趋之若鹜”？
——对土地“非粮化”的危害认识不足。目前，全国不少地方政府出台了流转的土地“用于发展蔬菜、苗木花卉、畜禽和特种养殖等高效农业项目，从财政上给予一定补贴”的政策规定。这对农村干部和群众均有一种严重的误导作用，他们片面地认为耕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等，也都是属于农业生产用地，只要是“农用地”，没有变成“建设用地”，那就“什么事都可以做”，从而使“耕地必须种植粮食作物”的概念，在广大农民心中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淡薄。
——制度建设不健全。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国家没有出台与土地承包经营权配套的法规，来约束或规范土地流转用途、风险、责任追究等，也就是没有应用相关法律制度来严格规范土地流转行为，特别是防止土地流转“非粮化”倾向。
耕地流转“非粮化”的效益
土地流转“非粮化”增加了农民收入，获得了短期的经济效益，但从长远来看，可能危及我国的国家粮食安全。
——减少“抛荒弃耕”，提高耕地产出率。“抛荒弃耕，外出打工”的主要原因是耕地产出效益低下，因此一些农民外出打工影响了耕地种植，有的甚至造成直接抛荒。而如今，可以通过耕地流转，把一部分有种田经营欲望的外出务工农民吸引回来，有的把一部分土地使用权流转给企业或专业合作社，获取一定的租金；有的自己承包经营土地，种植水果、花卉、苗木等，大大减低了耕地的抛荒弃耕，提高了耕地产出率。
——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增加农业生产效益。土地通过流转特别是实现规模经营之后，使用机械比使用人工省时、省力，且总成本要降低许多。这样不仅可以降低生产成本，产生规模效益，同时也增强了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益，增加了农民收入。如山东肥城市通过土地流转，发展有机蔬菜基地，如今总面积已达16.9万亩、品种达到30多个，年产量达到48万吨，带动周边农民增收5.7亿元，成为全国发展有机蔬菜最早、面积规模最大、编制规划最先、加工出口最多的县市。
——促进规模化经营，增加农民收入。在耕地流转之前，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玉田镇东定府村大部分农户的耕地用来种植粮食作物，每亩年均纯收入800元左右。而把耕地租赁给一家花卉苗木企业后，农户每年可从企业拿到每亩1300元的租金，不但增加了收入，而且还省下了种地的时间以外出打工，或直接在自己流转出去的耕地上打工，增收效果十分明显。
——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解决农民就业难题。农民将土地流转之后，不仅获得了稳定的租金收入，而且也节余了劳动力，拉动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促进了城乡一体化进程。如山东省宁阳县伏山镇某村通过流转土地2000多亩，建成了5处新型农场，不仅转移了本村200多人的劳动力，还解决了当地2800多农民的就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