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与“先发”优势并存
蓝皮书指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产业发展水平、科技创新能力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仍有可资利用的后发优势。只是在中国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之后，利用后发优势的难度较以前有所加大，不能简单地靠利用成本优势、资源优势就能把这种后发优势发挥出来，只有通过一定程度的创新才能将潜在的后发优势发掘出来。
同时，在中国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过程中，还必须开始注重培育和积累先发优势，逐渐提高先发优势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全球正在孕育的一场新的伟大的技术革命，也为中国培育先发优势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如果无法协调好两者的关系，就可能为“创新者的窘境”所困。“创新者的窘境”是由美国学者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发现的。剖析企业创新的历史不难发现，一些领先企业，在遭遇某种形式的市场变化和技术变革时，无法继续保持它们的行业领先地位，这一失败，“既发生在那些发展较快的行业，也发生在那些发展缓慢的行业；既发生在那些建立在电子技术基础上的行业，也发生在那些建立在化学和机械技术基础上的行业；既发生在制造业，也发生在服务业”。
克里斯坦森发现，失败的原因是，在面临延续性技术创新和破坏式技术创新时，企业的价值网络决定了管理者不会把资源和管理人才投入到破坏式技术创新上去。发挥后发优势的作用，关键是要推进集成式、模仿式创新，创新的方向是确定的，创新成功后，对企业利润和价值的影响与克里斯坦森所说的延续性技术创新相当。先发优势需要原始创新，技术路线、市场都具有不确定性，对企业的价值和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与克里斯坦森所说的破坏式技术创新相当。
“创新者的窘境”这一现象，虽然首先发生在企业层面，但当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普遍面临这一问题时，其就会上升至国家层面。
蓝皮书认为，要统筹利用好“两个优势”。要同时利用好“后发优势”和“先发优势”，就要建立一种能同时利用和发挥这两种优势的体制机制和组织架构。一是建立一种包容性的经济治理体系，通过简政放权，金融体制、要素市场和价格改革，打破中小微企业创新、创业的体制机制障碍，创造有利于大众创业的氛围和体制机制。
二是鼓励企业开展基础性、前沿性创新研究，重视颠覆性技术创新；鼓励前沿基础研究，将前沿基础研究置于培育领先优势的关键地位，为前沿创新、领先优势的培育提供平台知识。对前沿基础研究要保持耐心和定力。
三是集中资源突破制约后发优势发挥的核心技术，打破中高端产品的关键零部件依赖进口的局面。
四是设立专门以培育先发优势为导向的部门和机构，坚持战略与前沿导向，集中力量培育领先优势。
推动建立包容性国际经济秩序
“十三五”时期是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张其仔建议，中国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使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取得新突破。特别是要积极推动包容性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构建国际经济秩序有着不同的理念，一种是以零和博弈的理念构建国际经济秩序，如以结盟的方式形成利益集团，各利益集团保护集团内部成员国的利益。另一种是以合作共赢的理念，以双赢、多赢、共赢的理念构建国际经济秩序。
中国在推进国际经济秩序的构建上，是合作共赢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指出，要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扔掉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我们要在国际和区域层面建设全球伙伴关系，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
美国推动TPP时虽然唱的是自由贸易的调子，但其理念仍然是旧的理念，以零和博弈的理念为其构建的基础，貌似在推进自由贸易，但在这种口号之下行的是贸易保护主义之实，在小局上推行自由贸易，在大局上警惕创新者窘境 中国产业转型升级进入关键期推行的是贸易保护主义。
蓝皮书认为，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秉持的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中国要以亚投行为基础，在推行“一带一路”战略中积极探索新的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模式，为推动包容性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提供经验和榜样。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调整产业结构，要更加注重加减乘除并举。这为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加快构建优化调整产业政策、实施《中国制造2025》、推动创新驱动发展、促进产业园区升级发展、提升质量品牌等五大支柱，重点解决好产业转型升级的主体、动力、平台载体、路径和导向机制等问题，多措并举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