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每到夏收时节，我就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在我的记忆里，夏收的每个环节都是一种炼狱般的生活，足以让你记忆深刻，刻骨铭心！
资料图
我的家乡地处吕梁山南部山区。那里是当仁不让的山区旱作农业，人们祖祖辈辈靠天吃饭，数千年难以走出原始农业的怪圈，农民劳动强度之大，产出率之低是你无法想象的。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从刀耕火种，到现代农耕文明，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过程，而我们这一代人，却有幸用半个世纪体验了中国农业三千年的发展史。
我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叫六零后。六七十年代正是文革期间，是“抓革命，促生产”的年代。那时候，生产力还比较低下，农民们不管怎样折腾，地里就是不好好长庄稼。我记得大人们白天忙着给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他们塑像，当然不用太像，不用太好，只要极力丑化就行；忙着批斗地主等“四类分子”，把他们五花大绑，头上戴上又尖又高的纸帽子，脖子上挂一块大黑板，黑板上纸帽子上分别写上这些人的名字，名字上还要打上一个大大的红八叉，身后是荷枪实弹的民兵红卫兵押着，在村里游走，在舞台上批斗，愤怒的群众高喊“打倒地主反坏右”，震得山鸣谷应。“四类分子”们手里提着一面锣，走一步敲一下，口中还念念有词。站台批斗的时候要求他们要把头低下，腰拱成一道弓，稍不如意，民兵红卫兵们就会卸下三八大盖的大刺刀，抡圆了抽打在“四类分子”的脊背上，让他们铁刺在背，杀猪一样的尖叫着；忙着搞大辩论，写大字报，刷标语，“要斗私批修”，“要立新功，不要吃老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当然，抓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促生产。人们平黑土，炜山灰，烧糊结（土块），割青草，沤青肥，甚至把自家住的土炕都砸了，把里面的黑土炕灰都挖出来当肥料用。有胆大的，把几年前死去的人从棺材里扒拉出来，大卸八块，放在一口大锅里面煮，称作熬肥料。晚上，人们挑着马灯，扛着钢锨深刨镢去深翻土地，他们的口号是“深翻一电杆，亩产一万三”。天知道他们信不信，反正不得不这样喊。我们小孩子家瞌睡打盹的也被揪起来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比如打个灯笼。
那时候很少种麦子，因为产量不行，不够吃。主要种的是玉米，高粱，豆类，薯类作物，“瓜菜代”的年代大抵都是这样。农民们也不可谓不敬业，不可谓不辛苦，但是无论如何折腾，大家还是手里没粮，肚里少食。大约到了1973年前后，政策有所调整，除了大集体以外，村里给各家各户分了“自留地”、“猪粮地”，各家可以自己做主调剂余缺，种一些麦子蔬菜改善生活。父亲把分给我们家的山坡地打了两人高的板埝，把地淤漫起来，解决了跑肥跑水的问题，提高了地力。可是由于家里人口多，只好把这些地仍然种玉米。别人不理解，讥笑父亲只会“抓高产”，只有父亲知道，只要全家能有“皇上”吃，多吃几口，不饿肚子，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我们生产队里有种麦子的传统。不过那个时候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没有优种，那种“老和尚”，一种就是几十年。麦穗小得就像是蝇子头，产量当然有限，因此只能广种薄收，漫山遍野都种满了麦子，好年景人口也不过分得几十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