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的鞋厂为何有3万人想交社保，为何“新生代”调查的农民工不想交？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教授潘毅认为，背后的原因是农民工的“代际分化”。
不想交社保的是10多岁、20岁的“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而希望交社保的是第一代农民工，到40岁没有任何本钱可以跳槽，到了50岁就撑不起这个劳动强度了。他们在东莞超过了15年，农村土地也流转出去了，没有社保，根本没办法维持在城市的生活。”
户籍改革后，“新的福利分隔”再生
今年国务院推行户籍改革，取消了城乡“二元户口”。这将对农民工的福利待遇有什么改变？
“城乡差别虽没有了，新推行的居住证制度，又导致了一种新的差别对待。”南京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副教授、副系主任郑广怀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常住人口用的是身份证，流动人口则需要居住证，又是一种新的福利分隔。”郑广怀说。
户籍改革中对外来人口提出了“积分入户、积分入学”的政策。但郑广怀介绍，根据一份对广东佛山数百名农民工的调研，“只有0.7%利用了积分入学政策，53%以上的人还是通过捐资入学的”。
城乡户口刚刚取消，农民工还远没有被城市接纳。
“我告诉你们一个数字，你们不要不相信。”杭州蒲公英社区服务中心总干事李磊说，“杭州举报一起没有签劳动合同的事件，企业罚款是多少？50元！”全场顿时发出一阵无奈的笑声。
有的农民工讲交的社保是“白白贡献给国家了”，潘毅认为，这笔钱“其实是城市政府白白吞掉的”。
她算了一笔账：我国现在有2亿多农民工，约1.5亿是外地务工人员。如果平均交月300元社保，每月全国就是300多亿元。
“而同时，城市政府难以从住房、医疗、工伤等方面给予农民工充分的保障，所以我认为农民工的福利在城市之外，社保却捆绑在城市之内，没有合法性和合理性。”
“很多人认为农民工自己不愿意守法、不交社保是愚昧的。”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王洪喆说，“我认为‘不交社保’恰恰是农民工被动的无奈的抗争，并不是维权意识低下、愚昧的表现。”
王洪喆提出，这种现象恰恰反映，国家应该支付这部分社保转移支付的成本。“现在资本、劳动力都可以自由流动，为什么劳动福利保障体系不能自由流动？”
实际上，社会福利是上亿农民工的“刚性需求”。
广东木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负责人童菲菲也采访过深圳富士康的工人：“40多岁的农民工，上有老、下有小，负担非常重。子女成了第二代农民工，也没法反哺他的养老，所以他们非常渴望养老保障。”
莫干山会议“农民工体面生活的制度保障”分论坛的青年学者对政府部门提出四条建议：
一是全国社保部门联网，简化社保异厂、异地转接的手续，打破社保制度的区域分化；二是加大廉租房建设，同时将廉租房和公积金关联起来，简化公积金租房的手续；三是各地方政府、人社局需对企业加强监督，定期核实其工厂人数，以及是否按照工资总额合法为职工缴纳社保，对没有合法缴纳的严格整改。四是增加因企业原因没有足额缴纳社保的滞纳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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