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坝子里近十多年种植结构变化很大。以前很单一，春夏种水稻，秋冬种油菜。用水稻田来种树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农民哪舍得用这么好的田地来种树。”贡米村副村长任正文告诉记者，农民外出打工与土地流转改变了贡米村的面貌。
在贡米村，90%的农民家庭都有劳动力在外打工，甚至全家外出打工。外出打工后土地要么撂荒，要么便宜租给其他村民。2000年以来，村委会为了解决土地撂荒问题，开始尝试土地流转，介绍引入外地“老板”来承包撂荒的土地。由于贡米村离遵义城区只有十多分钟的车程，来流转土地的外地人还不少。
于是，村里单一的水稻和油菜种植被土豆、大蒜、香葱、西瓜、专门喂养奶牛的燕麦等经济作物所替代。由于前几年土地流转每亩地一年才两三百元，有些外出打工的农民嫌便宜，索性在自家田地里种上了桂花树等经济林，种上就不用管它，树长到一定粗可以一两百元一棵卖掉。
“农民将靠山的田地种树没什么问题，反而有助于生态环境养护。但是坝子上的良田，应该算基本农田，用来种树就太可惜了。还有的外地老板承包好的土地来搞观赏林木育苗，很伤土地肥力，复耕肯定会减产。”任正文有些心疼被用来种树的良田。
他还告诉记者，留在村里继续务农的村民“干活”也不像以前了。以前家家都养猪养牛，积农家肥，用牛犁地，人工锄草，现在则是普遍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耕地用农用机械，猪牛养得也少了。“老实说，同样的土地，种的大米没以前香了，大棚菜吃起来没菜味，吃斤猪肉还得到集镇上去称。”
今年四十多岁的熊堂伟外出打工已经有十多年，自留地给他哥种着，他自己以前修的砖房大门紧锁，已年久失修。他在城里打工，看护寺庙、送水工、物流打包等都做过，现在遵义城里已经买了两套房，儿子在省城贵阳读大学。他感叹道：“农村的土地，我和儿子肯定是不会再种了。但房子和田地还得保留着，万一城里混不下去，我就把城里房子租出去，人回乡下养老。”
贡米村只是中国广大正在改变的乡村的一个缩影。
在全国土地流转大县福建沙县，记者在南霞、南阳这样离县城超过10公里以上的乡镇看到，只有离村落近、土地平整的良好的田地有人在耕种，多数偏僻乡镇的山垄地都荒着，杂草丛生；山里以前被村民精心种植的桔子林、柿子林，长期无人管理，果实成熟了也没有人摘。
探索步履蹒跚
五年前，一个山东老板以每亩每年800元的租金，在贡米村流转了200亩土地种植大葱，准备大干一场。而仅仅三年，他就耗完自己300万元本钱，在一个漆黑的晚上背包离开。
赵宜盛是重庆庆业爱农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股东之一。2007年10月底，他以每亩每年1000斤稻谷的价格，租下了重庆九龙坡区千秋村的4500亩土地，满怀信心地开始了他所称的“土地整理+产业重组+制度创新”的综合改革试验。作为重庆城乡统筹改革示范区里的农地改革试点项目，他的公司在千秋村已投入近一个亿。
现在，他有些焦头烂额，千秋村项目正陷入一场投资方与村民及地方政府的纠纷之中，极有可能对簿公堂。赵宜胜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硕士毕业，在开始他的“田园梦”之前，他是重庆一家房地产顾问公司的总裁。
他当初的目标是建设“示范农业、总部农业和休闲农业”三位一体的生态农业园，探索“农村社区化、农业产业化和农民集体化”的农村发展改革探索之路。
然而，这个当初被投资方、政府和村民均给予厚望的项目，7年之后陷入进退两难之中：为流转的村民修建的楼房因为多种原因没有村民入住；四千多亩土地只有十分之一的土地种上了收益更高的良品葡萄，大多数土地还是荒着；此前支持项目的政府官员的更迭，加上预期的政策突破与金融贷款扶持都未如愿，投资方已经陷入资金困境，无法全额支付每年的土地流转租金。赵宜胜本人则已砸进去了自己重庆市区的三套房子，以前的座驾是奔驰，现在已换成一辆国产二手面包车。
赵宜胜的千秋村项目曾希望获得两大政策突破点：第一是以流转出来的土地为抵押进行贷款；第二是在承包地和农村建设用地上盖商业建筑，他的规划是“稻田里的酒店”，这个项目还获得一家英国投资公司的意向。到现在，第一项虽然十八届三中全会政策文件明确支持，但各地还处于试点阶段，赵宜胜至今没有盼来贷款；第二项是现行土地管理制度明令禁止的，是一条不能突破的红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