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启动的“小官巨腐”专项整治，将矛头直指征地拆迁中侵害群众利益、违法用地和违法建设、农村“三资”管理、涉农资金管理腐败、农村工程建设腐败等八个方面的问题。
类似的治理也在全国多地可循踪影。
为了治理贪腐村官外逃的现象，广州市纪委于2013年出台了《关于加强和规范村“两委”班子主要成员出国（境）管理意见》，将全市2014名村干部纳入公安机关出国（境）登记备案范围统一管理。
记者据公开报道不完全统计，自去年以来，包括省市县在内的15个地方已经出台了治理村官腐败的相关文件。
这些文件中普遍针对的问题包括强占征地补偿安置款、挪用农民补贴资金、挥霍集体财产、向农民乱收费等行为。
贵州大方县高店乡，为避免村官“任人唯亲”，在治贪文件中提出“建立干部亲属信息档案”，对全乡现任村干部的配偶、直系亲属和三代以内的旁系亲属进行信息采集，实行一村一档、一人一袋纳入管理。
然而对于地方出台的各种治理政策，胡必亮认为，对于治理农村腐败，来自外部的约束是有限的。“村里的事务大多属于自治性质的，只有是来自内部的约束方式，才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有效的，因此要逐步形成自我约束的良好机制。”
胡必亮表示，目前遭遇的困境是，农村外部监督缺失，内部监督力度也很弱。
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翁鸣曾于2008年至2013年6月期间，在河北省青县挂职县委副书记。据他介绍，全县有345个村，县、乡纪委几乎没有精力去一个个监察村干部违纪情况的。
“很多地方在形式上设立了村民监督委员会，但起到的作用很小。”胡必亮分析，这一方面与我国目前农村的管理体制有关，党组织在农村的主导作用十分明显，如果村党组织的负责人不自律，实际上就很难形成有效的监督；另一方面，农村也收到许多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如家族制度，如果村里的主要负责人来自大家族，一般情况下村民也就只能敢怒而不敢言，也形成不了有效的监督。
在胡必亮看来，村务公开虽推行多年，但在许多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往往只是“流于形式”，农村的财务管理在不少地方也不太规范。“如果村里的会计是村干部本家族的人，或是由其亲戚朋友担任，往往就是村干部说了算，让怎么记账，就怎么记。”
翁鸣则认为，农村政治体制改革已然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农村的权力架构设置要调整。目前大多数农村仍是支部书记一个人说了算。这还是行政化、命令式的领导。”与此同时，被赋予监督权力的村民会议在现实中难以实现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在翁鸣看来，目前我国许多农村治理沿用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一元化的领导模式，而未来村治结构需要增加民主的元素，创新民主治理的机制。“村官说了算，这种不受监督是违背民主和违反村民自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