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放出信号启动新一轮土改后，农村土地前所未有地牵动着各路目光，但巨大分歧亦由此而生。土地流转，谁来主导？流转给谁？怎么流转？钱从哪来？地作何用？在这些关键问题上，各界争论不休。
南方周末记者记录了这一领域里的两个主要派别——分别主张由村社农民互助和主张资本下乡——各自持续了四年的土地流转试验。
一场关于土地的大争论正在中国徐徐展开，最新的争议是2014年1月10日，国土资源部部长、国家土地总督察姜大明公开说，“决不允许城里人到农村买地建房的所谓‘逆城镇化’行为”。
自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放出信号启动新一轮土改之后，农村土地改革前所未有地牵动着决策官员、研究者和各路资本的目光。但是，争论也前所未有的激烈。
这种分歧，从2013年11月底清华大学组织的一场关于土地流转的研讨会上可窥一斑。两位演讲者——李昌平和王世渝，发表了近乎针锋相对的演讲。某种意义上，这恰是农村土地流转问题上两个不同派别的对话，因为两位演讲者，均为多年亲身参与土地试验的“实践派人士”。
这两人都有或长或短的农村任职经历——李昌平出身体制内，曾经四次担任乡镇党委书记、县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等职，长期从事“三农问题”研究。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王世渝曾在重庆巫山县官阳区当了三年副区长，当时就在大巴山“搞实验”，用机械化、工业化的手段帮助农民生产加工魔芋提高收入，其后十几年他更多地投身于资本市场，先后参与设计海南农产品批发市场、农产品期货市场，并运作新希望、德隆系下农业企业等公司上市，自称“农业产业链的每个环节都参与过”。
两人对农村、农业与农民都极为关切，都认为自己站在农民的利益上，希望能拯救日益凋敝、空心化的中国村庄，增加农民财富，并重建新的农村秩序。
两人同样都反对土地私有，反对土地向单一、垄断的大资本集中，都反对以各种变通方式触犯农业用地，坚持“要守住农业用地的底线”。
但在解决“流转给谁、怎么流转、钱从哪来”的问题上，两人产生了莫大的分歧——李昌平主张效仿台湾农会制度，主要通过“内置金融”在村庄内部解决；而王世渝则认为，遍观全世界的土地制度，“土地信托流转是中国今天的环境下最好的模式”，他力挺资本下乡推动农业产业化，辅之以外部金融。
王世渝认为对方的方案过于封闭和缓慢，而李昌平则认为“不怀好意”的城市资本觊觎的是工业制造衰落之后廉价的农村土地，以及最终可以转化为能源的农业资源。他认为农民和农村集体应该在土地流转中享有更大比例的收益和更强势的主导权，而“村社共同体”是农业产业化无法替代的农村秩序的内生机制。
有意思的是，四年前，两人几乎同时站在土地流转金融试验的原点，只不过其后四年，一个向左，一个往右。尽管他们都认同两种模式可以共存，但都坚信自己主张的方案才是“最有出路”的出路。
南方周末记者走进了他们的每一块试验田。
李昌平：“内置金融”试验
在一个封闭的村庄里搞内置金融和土地流转，建立“内生机制”，过程必然是缓慢和小范围的，而且仰赖村干部的道德和能力。
四年前，李昌平开启了乡村试验的第一步。
2009年10月12日，河南省信阳市郝堂村，夕阳红资金互助社挂牌成立。和中国的大多数村庄一样，这时候的郝堂村荒芜凋敝，全村两千多人，一半劳力外出打工，剩下留守的多是老人小孩。
这个资金互助社被李昌平称为“内置金融”，资金取之于村民，亦用之于村民。
成立之初，互助社共募集34万资本金——15个老人每人自愿缴纳2000元股金，区里的支持资金10万，李昌平出资5万，外加7个发起的村民各2万。
村子里的年轻人符合一定条件，就可以从互助社贷款创业。按照社员们“两天两夜吵出来”的章程，利息收入40%用于养老金发放，30%公积金，15%管理费，15%风险金。
最早一批入社的老人拿到的养老金，已经超过了当初掏出的2000元本金：2009年底，15名老人每人拿到300块钱。其后三年，分别为570元、720元和800元。
到2013年，全村八成以上的老人都加入了资金互助社，互助社资本金超过两百多万。
这只是第一步。接着村里专门成立了一家绿园生态旅游开发公司（以下简称绿园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村支书。
郝堂村地处山区，村子面积很大，占地20平方公里，但耕地只有1900亩，人均0.9亩。这个城郊山区的村子，对山林和土地一直都看得很重，过去郝堂村的土地宁可荒着，也很少转包。在村里，南方周末记者随机询问村民，得到的答复大多是说，“祖宗留的，谁的林子耕地都不转包。”
因为一个特别的机缘，中央美院油画师孙君来到这里，帮助郝堂村重新调整村庄水系，改造旧房，重现白墙黛瓦、炊烟袅袅的农村样貌。这使得郝堂村与邻近正忙着像城里人一样盖楼房的村子相比，显得很特别。
但问题是，村庄建设需要的钱从哪来，地从哪来？
绿园公司成为一个关键角色。这个新成立的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土地开发，村里所有土地流转都必须经由公司之手，外来资本若想租用土地，也必须经过绿园公司。
绿园公司先后以每亩1.8万、2.4万元的价格，从村民手中征用三百多亩耕地（市里帮郝堂村要了30公顷约450亩耕地转建设用地指标），用于村公共设施建设——新建了学校、养老中心、茶馆和文学馆等。而后绿园公司又从村民手中直接流转了两百多亩耕地，在村口开凿了荷花池，租期60年，租金是每年400斤稻谷的市价。
新农村建设开销不菲：光是村里的征地补偿，就花去六七百万；养老中心民政局补贴60万，缺口还有60万；茶馆财政局补贴60万，缺口70万。村小学倒是几乎没花钱，因为一个老板捐了50万。
资金从何而来？最初的资金撬动就来自夕阳红资金互助社。绿园公司从互助社贷款160万，用于最初的征地补偿。“这160万，可能撬动了5000万的建设。村里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超过这个数。”村委会主任胡静说。
绿园公司一度背负600万的负债，不过据村委会主任说，这笔负债已于2013年还清，来源是：绿园公司将征转来的建设用地中的80多亩，以每亩最低6万、最高9万的价格租给5个信阳市的老板盖“会所”，租期60年。
村民之所以愿意拿出土地来，跟由此获得的新机会有关。到现在，郝堂村中心村的新农村建设基本完工，成为城里人的休闲之处，每个周末都有数百游客，最多的一天超过3000人。
村里有了新的机会，一百多年轻人陆续回来了，村民说，靠农家乐和农副产品销售，收入增长了至少一半，多的翻了一番。
在李昌平的土地流转金融试验里，最重要的一点是，通过资金互助社以及土地开发公司的运作，建立“村社共同体”的“经济基础”。
四年时间，互助社资本金从34万增加到230万，而村集体拥有的固定资产从不足100万增加至五六百万，包括学校、养老中心、大礼堂、广场等。
“村集体有了产权、财权，才有可能对村庄的一堆子事有事权。”郝堂村所在的信阳市平桥区一位官员对此非常认同，他觉得跟其他很多到过信阳讲学的“三农”学者不同，李昌平的方案接地气：“只等着国家项目拨款，没有经济基础，怎么做民主自治？”
在李昌平看来，农村制度的研究，“今天都走进了死胡同”。他认为，传统社会里有家族共同体，家族为主，乡村为辅。新中国建立后发展成村社共同体。但到今天两者都没有了，农民彻底原子化。“没有经济和产权制度支持，没有共同体，选举出来也没人干活。”
“中国大多数村庄，还是小农经济，不适合大资本。资本下乡，就是个剧烈的过程。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一定是个反反复复的过程，进城，退出城，进城，退出城。”李昌平觉得，自己始终是在替沉默的小农群体代言。
然而，在一个封闭的村庄里搞内置金融和土地流转，建立“内生机制”，过程必然是缓慢和小范围的。而且“内生机制”的建立某种程度上仰赖村干部的道德自省和执行能力。
一个需要拿捏的尺度是：集体经济收入是不是越多越好？平衡的点在哪里？一方面，村庄必须有经常、稳定的收入，用来支持村庄基本公共事务的运转，但另一方面，经济收入必须与村庄干部能力相匹配。“钱太多，能力达不到，很快容易内部人控制，出事。”上述平桥区政府人士说。
农村的凋敝让人担忧，许多人都希望改变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面貌，但选择的路径却并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