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青壮年劳动力普遍外出务工，农村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三留现象”现象严重 。 四川省仁寿县始建镇镇长李建忠说，该 镇1 .72万劳动力中的九成以上都外出务工，60岁的老人还是种地的主力军。《经济参考报》记者在始建镇文武村看到，89岁的苏少荣老人还在晒稻谷。“40岁以下的劳动力在村里找不到几个，盖房子上梁都凑不齐人。”始建镇东风村党支部书记杨俊文说。
安徽省临泉县韦寨镇韦周村300多人，60岁以下的劳动力只剩下41岁的村干部韦小庄。河南省固始县郭陆滩镇太平村党支部书记吴兴民说，全村3500多人，外出打工的占六七成，“60岁以上的现在也算‘劳动力’，要不然没人干农活”。
记者在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新铺乡的集市上看到，赶集的大部分都是妇女、老人和小孩。新铺乡巴茅村村支书周玉明说，全村劳动力500人左右，外出打工的就有400多人，“村里想找到一个年轻人，难!”。
贵州省就业局局长徐海涛和四川省人社厅农民工处处长曹庆表示，目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增速放缓，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开始下降。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刘丹华说，尽管我国劳动力总量充沛，但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下降是必然趋势。预计2020至2030年，每年减少近800万人，2030年后每年减少830多万人。
记者采访发现，存量闲置浪费进一步加剧了劳动力短缺。部分在外打工的农民工由于无法解决户籍、住房、社保、教育等问题，被迫过早离开劳动力市场返乡。在温州打工的安徽省六安市农民工程先峰说，前些年他们家族在温州打工的有四五十人，过年能摆几大桌，现在只剩下十个人，大部分由于孩子上学等问题无法解决，陆续返回家乡。
河南、四川、贵州等地人社部门均表示，目前闲置劳动力大多年龄偏大、文化和技能偏低，且以45岁以上中年妇女和55岁以上男性群体为主，再次转移就业开发难度较大。
人工上涨：刘易斯拐点已然到来
在“用工荒”蔓延、剩余劳动力“探底”的驱动下，近年来农民工工资持续上涨，企业用工成本不断上升。从“只要有活干就行”到“工资太低我不干”“议价权”逐渐从企业向农民工倾斜。
“以前农民工有活干就算增加收入，但劳动力短缺后农民工对工资福利方面的要求大大提升。”据蔡昉介绍，2004年出现“民工荒”后，农民工工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2%，上涨趋势不断加快。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2011年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首次突破两千元大关，同比增幅达21.2%。尽管去年经济增速放缓，但农民工月收入同比仍上涨11.8%。
在沿海地区，地方政府和企业对用工成本上升的感触尤为强烈。浙江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局长政策综合科科长陈根元说，加薪已成为企业招工的主要手段，企业“用工贵”问题日益突出。浙江省人社厅的一份最新调查数据显示，最近几年浙江省农民工工资年均增长10%以上，目前一半左右的农民工月均收入2500元，四分之一的农民工月均收入3000元以上。
中西部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也在逐渐消弭。中西部农民工工资不断上涨，与东部地区的差距缩小。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在东中西部务工的农民工月收入差距已经缩小至30元左右。
“这五六年农民工工资水平翻了一番。”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产业聚集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主任崔鹏飞说，2007年一家澳门的纺织企业从沿海搬至临颍县产业聚集区，员工月工资当时仅有400多元，“现在我们这儿工资一涨，这个企业又撤走了”。
“现在老板成了‘孙子’，员工对工资待遇不满意就走了。”河南固始居一机械有限公司负责人杨恒国说，除了加工资，降温费、绿豆汤、宿舍卫生间空调等福利都要尽量给工人安排好。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多地劳动力市场采访发现，农民工与招聘企业对工资“讨价还价”程度激烈。正在成都市九眼桥劳动力市场招聘普工的四川川桂阳光纸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正军说，成都市前几年普工月工资才1000元出头，现在没有两三千元很难招到人，经过一番“拉锯战”，农民工对李正军提供的1800元的月工资并不感兴趣。
新生代农民工对工资待遇的要求更为敏感。贵州省遵义县三合镇冷水村22岁的农民工龚前立去过浙江打工，干了几个月就回家了。“一个月工资才两千多块，还不够自己开销呢。”现在龚前立在本地干水泥工，每个月打零工也能挣上四千多元。
记者采访发现，尽管我国目前仍有9亿多劳动力，包括2 .6亿多农民工，劳动力总量依然充沛。但农村青壮年剩余劳动力加速“探底”，存量的转移难度加大已成事实;“用工荒”蔓延加剧，农民工工资、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则持续多年。立足这样的社会经济现实，寻找“稳增长调结构”良方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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