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思明区法院了解到，“农二代”涉黄、赌犯罪多发，主要有四个因素：首先，文化程度较低就业困难。77.38%的被告人均为初中甚至小学文化程度，大部分家庭贫穷，受正规教育时间短，获取就业和技能训练的机会不多，绝大部分没有一技之长，难以找到正当、稳定的工作。
其次，法律意识淡薄未意识到系犯罪行为。90%的涉案人员从事收银、看场、打杂等工作，因自身法律意识淡薄，案发前并不知悉已触犯刑法，甚至认为是合法职业。
第三，老乡之间互相介绍走上犯罪道路。68%的共同犯罪案件中，被告人具有同一地域的群体性特征，多以乡土村落、血缘为纽带结成团伙，产生浓厚的“乡党”意识。
第四，社会救助体系不完善致对该群体监管缺失。外来人员基本脱离其户籍所在地基层组织的管理，务工地亦没有临时的管理机制，对外来人员缺乏应有的保障，有相当一部分外来人员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因无法维持基本生活需要而走上歧途。
审理“农二代”案件有三难
“审理‘农二代’涉黄赌案件是比较棘手的问题。”思明区法院刑一庭法官方晋烨说。
方晋烨分析称，审理“农二代”案件有三难：一是被告人辩护权利难以有效维护。由于涉案人员的父母及亲人多在外地且经济均较为困难无法为被告人聘请律师，亦不符合法律援助的条件，无法律常识的被告人往往只能自行辩护。
二是审前调查工作开展难致使非监禁刑适用率低。由于缺少规范的协作运行机制，外省籍被告人存在报告反馈率低和调查主体与矫正主体分离的两难状况，占62.92%的较轻罪行未能适用缓刑。
三是挽救教育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外来青少年罪犯作为一个特殊的犯罪群体，一般主观恶性不深，可塑性强，有挽救教育的可能，但既有的前科履历使他们难以重新回归社会。
针对目前“农二代”涉黄赌犯罪现象的高发，方晋烨建议，加强对外来务工青少年的法制教育及暂住证登记、管理工作，建立外来工自助管理组织和社会公众救助系统，通过社会力量帮助其合法就业。此外，要发挥各类青少年维权机构的作用，通过司法监督和法律援助，受理各类有关外来务工青少年的维权事务的咨询、投诉，提供形式多样的维权、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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