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全国人大会议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从2004年《农业机械化促进法》实施以来，我国农机化发展进入了依法促进的轨道，各种有关农机化的法律法规不断建立健全，基本完备的农机化法律法规体系已经建立，并在农机化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农机产业发达国家无一例外重视农机立法。美国的农机化法律体系非常完善，1862年，通过了摩里尔法（赠地学院法）；1887年，通过了汉奇法（农业试验站法）；1914年，通过了史密斯和利弗法（农业合作推广法）。上述三项法案奠定了美国农机化发展的基础，在世界农机化发展史上都颇有影响。
中国农机化发展师从日韩已是不争的事实。日本早在1950年就制定了《农业机械化促进法》，后来随着农机化发展的需要，先后进行了多达九次的修订，使之更加完善；韩国于1978年制定了《农业机械化促进法》，后也经过多次修改，其主要内容包括农机化的基本计划、资金支援，农机化的检查、管理，农机化事业的委托以及罚则等。
早期国外的农机化立法就非常重视农机安全。英国1956年通过了《农业工人安全、健康和福利法》，在此前后还制定了一整套的安全防护和操作规则的技术性规定；1970年美国颁布的《职工安全与健康法》即着名的奥斯哈法，以保护包括农业工人在内的雇佣劳动者，这些都是农机化安全方面的主要法案。
在农机化发展的中级阶段，对农民购置大型农业机械或装备实施补贴、贷款担保等政策是发达国家农机化立法的通行做法。如日本《农业机械化促进法》规定专门设立解决农户购置农业机械设备费用的“农业改革基金”，对日本农民帮助很大。
农机化发达国家还重视农民合作组织立法。世界闻名的日本农协依据《农业协同组织法》建立于1947年，日本农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单纯的经济组织到政经兼能的综合组织，由占据农村经济舞台到逐步登上政治舞台。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机立法的不足表现主要在于：受“立法宜粗不宜细”的思路影响，法律条文中宣示性条款较多，规范性条款不足，操作性欠佳。《农业机械化促进法》的35个条款近半数是宣示性条款，而且立法较为原则，缺乏配套的相关规定。《农业机械化促进法》的大量融资支助、税收优惠法条由于没有细化的具体规定，使一些“强制性规范”成为“口号”。
农机化的一些重大事项缺乏高阶位法律法规的支撑与规范！我国的农机补贴已经高达175亿元，仍沿用财政部、农业部2005年印发的《农业机械购置补贴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属于行政规章。由于大量规范性条款的缺失导致实务界的无所适从。例如，补贴机具2年内不允许转卖，但“情事变更”发生的转卖如何处置？
当然，近年来我国在农机化立法方面也频现亮点，农机化地方立法方兴未艾。问题农机召回制度、农机报废更新制度成为立法热点，新修订的宁夏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在全国率先将农业机械免费管理制度写进了地方法规。在重视立法和法律法规实施同时，还要认识到其他法律法规的实施对于农机化的促进作用，例如，知识产权法的实施有利于对农机科技创新成果的保护。
总之，农机化发展必须重视法治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