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新中国农机化起步时的环境分析
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长入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再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其间我国农机化事业起步过程是个凤凰涅 、浴火重生的痛苦过程。旧政权没有给新生人民政权留下多少有价值的执政资源，因此，白手起家注定是新中国农机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万事开头难，在建国最初10年中，农机化发展最艰苦的阶段当属1949年10月至1953年底这一阶段，因此本节拟就这一时期农机化起步时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做简要分析。
（一） 起点低，农业生产急需的机械、役畜、农具全面匮乏，成为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的“硬伤”。
统计数据表明：1949年，全国共有耕地9788.13万公顷,人均耕地0.187公顷;农业劳动力16549万人,农用役畜4040万头,农业机械总动力8.1万千瓦。平均每农业劳动力占有耕地0.59公顷,农用役畜0.244头,农机动力0.0005千瓦，除国营农场有200余台拖拉机进行少量农用作业外,农业生产几乎全是人畜力手工工具作业。很显然，这种低水平的劳均农业耕地面积、农机动力数和畜力数，根本无法满足新中国农业生产的基本需要。（参见白人朴《我国农业机械化的总体发展和地区比较》）
作为有五千年农耕文明史的农业大国，农器、农具在我国有着悠长的发展历史，为什么进入近现代社会之后却出现严重不足、以致影响到农业生产的状况？
农用役畜的匮乏，曾引起过学者的关注。《中华民国经济史》记载：金陵大学的美籍教授卜凯教授在30年代就进行过相关问题的调查，结果表明，在所调查的22个省167个地区内，小型农场中有65%没有耕畜，中等农场有38%没有耕畜，中大农场18%没有耕畜，大农场12%没有耕畜。探其原因，小农经济原本是拥有耕畜的，但一旦遇到战事或灾荒，要不被军队强征充军，要不被宰杀充饥，导致头数大量减少。在山东、河南、河北三省的调查发现，每百亩耕地平均不到一头耕牛。这种状况，历经8年抗日战争、3年解放战争，一直都没有得到根本转变。无疑，没有足够的役畜，自然也谈不上畜力农具的发展。
与畜力不足相对应的，是农业生产中手工农具也很匮乏。卜凯教授调查安徽宿县，江苏的南通、昆山3地，发现有“足用良好农具”的田主只占到60%-69.5%，佃农只占40%-56.8%，他认为这种情况当时在全国是普遍现象。而农具匮乏的主要原因是买不起，在100个农民当中，大约只有两、三个买得起新式农具，而且农具主要是由占农业人口绝大多数的佃农自备的，一个老式犁只需二元，并不算昂贵，且可以用很多年，即使这样，农民仍只能望农具兴叹。
与农具少同样严重的是中国农民拥有的农具与外国农民拥有农具相比普遍价值较低。1947年9月的《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报告书》中披露：中国每一农家平均有农具28件，大部为手用之小农具。其每亩农具之价值，仅及美国三分之一；所用之材料，大都为生铁、熟铁、木竹等，而由小翻砂厂、铁匠铺、木工竹匠及其他家庭手工业代为制造。
农具价值低原因在于设计简陋，做工粗糙、用料不甚讲究，不得不需要更多人工去补偿，导致的直接后果是每个农民生产效率太低。如美国种植小麦每英亩仅需人工1―2日，而在中国同等面积则需26日，种棉花美国每英亩需人工14日，而中国则需53日,中美农业生产的效率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参见《中国农业机械化重要文献资料汇编》，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
所以说，新中国农机化事业起步的起点低，不是在某个方面、某个时点上低，而是全方位的低。
（二）起步难，各个环节都受到主客观因素的严重制约。
起点低，势必造成起步时乏力。新中国农机化事业起步之时，除了废除农村旧的剥削制度，建立起农民翻身做主的新型生产关系之外，其他因素都在阻碍着农机化的发展。
首先，新中国的工业基础薄弱，尚不具备制造农业机械的能力，农业机械化过程尚停留在冷农具为主的阶段，发展动力农业机械还不能马上提到议事日程。
最主要的制约是钢材，制造农业机械需要钢材，但1949年建国时，我国钢铁工业只有7座平炉、22座小电炉，生产出的钢不足18万吨；与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相比，工业主要指标中，原煤下降50%，原油下降61.9%,生铁下降86.1%、钢下降82.9%到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增长的1952年，全国的钢产量也只有134.9万吨,虽比历史最好水平超出46.3%,但仍远不能满足国内经济建设需要，薄薄的家底是无法支撑庞大需求的。（参见吴承明、董志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1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关于工业基础薄弱对农业机械化的影响，党和国家领导层是有着清醒认识的。1953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在全国第一次农村工作会议总结报告中明确指出：“农业的集体化、机械化，必须要靠工业的帮助，不只是拖拉机问题，有了拖拉机还得有汽油，有一系列的设备，有了拖拉机而无修理站还是不行的。忽视工业化的进程而孤立地去搞农业集体化是不行的。”
这种状况在1950年代上半期基本没有改变。1953年9月8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一届十九次常委扩大会议上做《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报告中说：“我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还不能自制拖拉机。将来对拖拉机的使用，也要考虑到不同地区不同情况，如山地即不便使用。现在还用不着顾虑使用拖拉机以后劳动力过剩的问题。”
1954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说： “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毛泽东这个讲话的主旨是希望尽快改变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现状，力争15年打下一个好的基础，50年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当中最高领导层对我国机械制造工业，包括拖拉机制造业落后状况的忧虑溢于言表。
其次，农具落后，严重拖了新中国农业生产的后腿。
1951年，新中国成立已经2年，出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迫切需要，农具工作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共和国第一任农业部部长李书城在这年召开的“全国农具工作会议”上，分析了农具状况的严重性，他说：“中国人民的财富，十之八九依靠着农业，而农具又为农业生产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几千年来中国的农民就一直被落后的生产工具束缚着，在很多偏僻地方尚在使用着极其落后的农具，如西北甘谷驿一带，还有用二人抬杠，代替农具进行耕地的情形，察北一带尚有用效力很低的木辕犁进行播种，用手撤播的情形更较普遍。加之长期战争的破坏和国民党的摧残，农具缺乏已成为今日农村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据估计全国旧农具尚较战前水平缺乏20%以上。”为此，他提出在组织起来，提高技术和增加单位面积产量的号召下，改进和补充农具就成为当前发展生产的重要环节之―。
再次，从农民自身因素看，农业生产工具的落后，往往导致观念的落后，不少农村地区在严重缺乏农具的同时，又存在排斥农业机械的倾向。
着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他的成名作《江村经济》一书中描写道：“前两年（1935年以前），村里（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有了两台动力抽水泵。一台为私人所有，另一台为合作工厂所有。承包全年的灌溉，按每亩收费。这使整个灌溉过程逐步转入集体化和专业化。然而，这种机器尚未被普遍采用，主要是因为使用机械而节约下来的劳力尚未找到生产性的出路。从村民的观点来看，他们宁愿使用旧水车，不愿缴纳动力泵费而使自己闲散数月。有些人告诉我，那些依赖动力泵灌溉的人，自己没有事，便到城镇的赌场去赌博，害了自己。现在尚未看到节约劳力的机器和水利集体化过程对社会组织和农田安排的影响。”
（三）起步环境恶劣，从一个侧面考验着执政党。
共产党执政后面临的第一大难题是解决几亿人口吃饭问题，于是迅速恢复粮食生产便成为重中之重，也使农机具在发挥好作用方面面临巨大压力。
1949年8月，解放战争尘埃落地，共和国建立在即。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他声称：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世纪增加了一倍，因此对于中国成为一种不堪负担的压力。 （近代史上）每一个中国政府必须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政府是成功的。“国民政府之所以有今天的窘况，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没有使中国有足够的东西吃。中共宣传的内容，一大部分是他们决心解决土地问题的诺言。”他甚至预言，共产党政权也解决不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必然会因此而垮台。尽管毛泽东当年在一篇文章中狠狠地回击了艾奇逊，但不争的事实是，当时贫困与饥饿普遍存在于中华大地，吃饭问题的确是中国政府的一大难题。
几乎与此同时，蒋介石兵败大陆，退逃台湾时也放过一句狠话：把几亿人吃饭的包袱留给共产党吧。他也断言共产党政权势必会在几亿张嘴的压力下不战自垮。
凋敝的农业带给新政权的压力的确不可小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整个农业同抗战前相比，各项主要指标都降到了最低点，粮食总产量仅为 11318万吨，相当于抗战前1936年水平的75.5%，人均占有粮食仅为209公斤，棉花、花生、油菜籽和黄红麻减少1/2到1/3不等，大牲畜和猪羊也大量减少，水产品减少2/3以上。这种状况引起人们的焦虑，同时，也对决心改变这种状况形成了共识。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四章“经济政策”中第34条明确规定：“人民政府应根据国家计划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争取于短时期内恢复并超过战前粮食、工业原料和外销物资的生产水平，应注意兴修水利、防洪防旱，恢复和发展畜力，增加肥料，改良农具和种子，防止病虫害，救济灾荒，并有计划地移民开垦。 ”由于《共同纲领》清楚规定了哪些事是应该做而且必须做的，哪些事是不应该做而且不允许做的，因而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遵守的大宪章，实际上具有临时宪法的性质。“为超过战前粮食生产水平”，“改良农具”被写入了临时宪法，既表明了它对新中国农业生产恢复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更体现了新政权对它寄予很高的期望值。
与此同时,建国初期频仍的自然灾害更给恢复农业生产造成压力，提高生产自救能力成为对各级人民政府的考验。
1949年12月16日政务院第11次常务会议通过的《政务院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说：“今年中国各地区都有异常严重的灾害。自春至秋，旱、冻、虫、风、雹、水、疫等相继发生。尤以水灾最为严重，全国被淹耕地约1万万亩，减产粮食120万万市斤。灾民（包括轻重灾区人民在内）约4千万人。仅华东区被淹面积即达5千余万亩，其中毫无收成者二千余万亩，减产七千余万万斤，灾民一千六百万人。河北一省，被淹耕地即达3千万亩，灾民约一千万人，其他牲畜、房产、资财损失，不可计数。”……“据目前统计，全国无吃缺吃的尚有七、八百万人，这就必须引起各级人民政府及人民团体的高度注意，认识到生产自救是关系到几百万人的生死问题。”要求各地人民政府农业生产自救中尽快整理农具，更多地使用各种农具。（参见《农村政策文件选编》（一） 中国人民大学农经系编）
1953年出现了建国后第一次严重的粮食危机敲响了粮荒的警钟，发展粮食生产被提到非常高的位置。资料表明：到1952年底，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得以完成，全国农业生产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粮食连年丰收，但全国人均拥有粮食量并不多。1952年我国每人每年只有288公斤粮食，而历来粮食紧缺的苏联同期平均每人每年达到650公斤。 1953年秋的粮食危机，主要表现为粮食严重短缺，国家直接掌握的粮食急剧减少，粮食供求矛盾尖锐。据粮食部1953年6月2日向中央的报告和该部负责人稍后向中央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的介绍：在1952年7月1日至1953年6月30日的粮食年度内，国家共收入粮食2735万吨，比上年增长8.9%；支出2935万吨，比上年增长31.6%，收支相抵，赤字200万吨。6月30日的粮食库存将由上年同期的725万吨减为525万吨。造成1953年粮食危机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城镇人口的增加，使城乡粮食供应面迅速扩大。二是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自身对粮食的消费量也与日俱增。据统计，1949年，农村人均消费粮食185公斤，1953年增加到220公斤。同时，从农民消费粮食的结构上看，也在发生由粗到精的变化。薄一波曾在1953年对华北农村作了几十天的调查，他在写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过去山区农民一年只吃上十顿白面，现在则每个月可以吃四五顿、七八顿，面粉需求量空前增大了，这是国家收购小麦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这样，农村自给性消耗增多，公粮和商品粮所占比例自然相应降低。1951―1952年度公粮和国家从市场上收购的粮食占粮食总量的28.2%，1952―1953年度这一比重下降到25 .7%.
这种状况直接危及到新政权的安全，必然引起高度重视，1953年12月17日政务院第198次政务会议发出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开展冬季农业生产工作的指示》明确强调：要帮助农民增置和修补农具，供销合作社和国营商业应根据各地的生产条件和当地群众的需要，并与农业部门的技术指导相结合，积极稳步地推广新式农具。
考量农机化起步时的国内国际环境，还有一个必须重视的因素，即抗美援朝战争。本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除东南沿海国民党偏居一隅的台湾岛有待解放、西南正在进行剿匪斗争之外，大多数地区已经进入建立政权、恢复经济的和平建设时期。但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打断了这个进程，使新中国亟待进行的社会改革、政治建设、经济建设重新让位给了军事斗争，也给农业生产带来空前繁重的任务，负担相当沉重。《中共党史》第二卷披露：自1950年6月25日至1953年7月27日止，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共毙、伤、俘敌109万，其中美军39万余人。志愿军在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毙、伤、俘敌71万余人，自身作战减员36. 6万余人。美国开支战费400亿美元，消耗作战物资7300余万吨。中国开支战费62.5亿元人民币，消耗作战物资560余万吨。在当时国力和经济实力相差悬殊的条件下，志愿军以劣势的装备和较小代价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从大局讲战争虽然被迫推迟了国内部分经济建设工作，但总体看也为后来大规模经济建设提供了长期和平的保障。
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热潮中， 1951年3月，山西省农业劳动模范李顺达的互助组向全国农村发出爱国增产竞赛挑战书,号召努力多产粮棉支援前线,到9月底,有30个省(行政区)的1.2万个互助组2700多个农业劳动模范应战，到10月全国有1000万以上农民参加了爱国增产竞赛，使1951年粮食、棉花等农作物的产量都超过1950年水平。这当中，农机人也有所表现，1950年12月17日，山西省机器公司仿照美国克拉克型拖拉机，试制成“抗美援朝号”25马力履带式拖拉机，这是我国生产出的第一台拖拉机。
综观这一时期，呈现出几个特点：第一，起步难，难在1949―1953年间，新中国建立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农业互助合作诸项重大运动交织影响着农机化起步，使起步过程步履维艰。第二，由于农具改良被写入《共同纲领》，赋予了农业劳动工具法律上的地位，为新中国建立后制定一系列修复农具、改良农具、仿制农具、制造农业机械的政策措施提供了依据，保障了建国最初10年间起步后波澜不惊地发展。第三，由于起点太低，发展难度太大，虽然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广大农民踊跃参与，但在此期间没有突破和改变旧式农具主宰农业生产的格局。1953年3月19日，毛泽东在《解决区乡工作中的“五多”问题》中指出：“目前我国的农业，基本上还是使用旧式工具的分散的小农经济，这和苏联使用的集体化的农业，大不相同。”
本文重要参考书目：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中央党史研究室 着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56） 庞松 着 人民出版社
《中国农业机械化大事记》（1949―2009） 宋树友主编 中国农业出版社
《中国农业机械化重要文献资料汇编》 农牧渔业部
农业机械化管理司、北京农业工程大学 编 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
《农村政策文件选编》（1947―1957） 中国人民大学农经系
《中华民国经济史》 史全生主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苏联兴亡史纲》 陈之骅 吴恩远 马龙闪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农业机械化与现代化》 白人朴 着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农业机械化与农业现代化重要论述摘要》（内部资料）农业部农机化管理司
《江村经济》 费孝通 着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国史札记――史论篇》 林蕴晖 着 东方出版中心
《大“跃进”的发动》 罗平汉 着 人民出版社
《农业学大寨运动史》 李静萍 着 中央文献出版社
《邓子恢传》 编写组编 人民出版社
《王明的这一生》 熊廷华着 湖北人民出版社
《陈正人文集》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武少文文集》 宋树友主编
《农机工作47年回顾》 杜郁哉 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