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一月份，因为大雪将至，一时找不到收割工人，我们几十亩地里的白菜差点烂在了地里。”洛阳孟津佃庄绿康蔬菜合作社主任李志刚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白菜如果烂在地里，一季的收成没有了不说，还会污染土壤，影响下一季的种植，最后我们只能找到城里的批发商贴了一点钱把白菜送了出去。”
“是不是工费给得太少，没人愿意来帮忙?”记者问道。李志刚摇摇头有点无奈地说：“工钱已经涨到了一人一天50元，还是没有用。现在留在家里的大多是妇女和老人，百十来块钱的工钱几乎没有什么吸引力，很多人宁愿在家里歇着，也不愿大冷天在地里受罪。”
规模化生产经营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规模化就意味着要有大批量的专门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人的出现，无论是生产经营主体还是职业农民。我省作为人口最多的农业大省，如何培育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的主体，如何破解创新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人才困局?
经营规模要适度
现在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鼓励土地向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和专业合作社流转，目的就是要实现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化。根据国外的成熟经验，一般来说，对于小麦等大田作物，农民在借助机械化的情况下，一户人家依靠家庭成员的力量能够种植的土地数量在80到150亩之间，而其他如蔬菜等劳动密集型的农作物，则能种植得更少。所以适度规模是避免出现人手短缺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避免产生生产经营风险很重要的一环。
“大田农作物容易规模化和标准化，而规模化和标准化是机械化的前提，用机械来代替人工是解决人手短缺的最好方法。然而对那些主要的经济类农作物标准化就很难做到，这也意味着机械化无法实现，必须依靠人力。”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农业处处长刘云分析说，“随着大量的农村人口拥入城市务工，务农人员的素质也在不断地下降，也就要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必须更多地依靠家庭自由人员来进行生产经营，这就意味着不是规模越大越好，否则不仅会出现人手不够的问题，自然灾害、产品滞销等风险也会相应增加。”
未来的农村应该是散户、大户、家庭农场主、合作社、公司化运营的农场等几种形态并存。刘云认为，无论哪种形态一定要根据自身的人力和机械化程度进行适度规模的经营，这样才能保护和激发生产经营主体的积极性。
建立新型社会化服务体系
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很多人还停留在种植的阶段，对于经营却不甚了解。我省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的实施意见指出，要大力培育新型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着力加强农业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充分利用各类培训资源，加大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经营者培训力度，提高他们的生产技能和经营管理水平。
“现在的合作社多数是小户散户之间的一种合作，未来合作社的发展应该是大户或家庭农场主之间的合作，大户和家庭农场主对社会化服务的需求必然会发生变化，以前我们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是为分散的小农户服务的，社会化服务的水平和能力都很有限。” 在刘云看来，培训只是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一个部分，并不是全部。她认为，目前我们不仅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更要注重培育新型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主体，以前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已经不适用，未来我们要发展规模化农业、集约化农业，必须有与之相配套的新型社会化服务体系为之服务，无论是种粮大户还是家庭农场主，还是公司化运作的农业都需要有新型的社会化服务主体的出现。
刘云表示，对照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农业发展进程，我省的农业发展速度还远远无法与之相比，农业的发展必须遵循市场化的原则，包括新型农村经营体系主体的培育也是一个根据市场缓慢发展的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的，新型农村经营体系和新型社会化服务体系是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一个过程。
让人才向农村流动
有研究表明，在新形势下，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人才短缺其实是市场对资源配置的结果。目前就我省来说，农民的农业收入只占到其全部收入的40%，更多的收入却来自非农收入，多数农民为兼业农民，这也是农业人才缺乏的重要原因。
在我国，农民更像是一种身份，而非职业，所以我们几乎没有什么职业农民，农民对于农业的热情也不过是为了混口饭吃，不可能会像对其他职业一样有最起码的职业道德和操守。在很多农民眼中，做农民不需要什么门槛，你什么都不会的才去做农民，你什么都做不了才当农民，在人们的心目中农民是最底层的职业，所以农民对农民这个职业没有任何热情。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紧紧依靠培训是不行的。2012年国家农业部提出要培训500万职业农民，然而很多专家表示，在城镇化程度还远远不足一半的情况下，恐怕即使培养5000万也不够，而且仅靠培训恐怕也不能够完全解决目前的问题，既然是市场化形成的问题，最终还要让市场来解决。刘云表示，遵循市场原则，以市场为主，政府为补充，用市场的利益原则来引导，提高农民的农业收入占比，让农民从事农业收入与城市市民的收入能够逐渐持平，这才是解决人才短缺问题的根本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