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海遗址位于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沙拉乡，1982年第二次文物普查时被发现，一直备受考古学界关注。近日，查海遗址考古发掘研究又有新进展，为研究该地区新石器时代农业与定居的起源提供了宝贵资料。
多学科合作探讨东北农业定居起源
查海遗址距今约8000年，面积1万多平方米，遗存典型而丰富，是东北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资料较为完整的一个实例。
2012年春，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与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同开展了“中国东北地区农业与定居的起源”合作项目。项目负责人之一、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教授吉迪告诉记者：“我们现阶段的目标是研究这些遗址的地理定位，即其所在环境和主要资源，如水资源和可耕地等，并探知这一地区的人口数量。”之所以选择这片区域作为研究的焦点，是因为查海遗址被认为是中国北方最早的定居聚落之一，虽然查海遗址已被多次发掘过，专家仍认为它拥有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并将研究过渡到农业视角，希望找到更多早期遗址，进行多方面研究。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滕铭予教授介绍，该项目计划5年内完成，旨在通过对以查海遗址为中心的辽西地区的区域性调查，通过多学科学者的合作，获取与早期人类社会农业发展和定居生活方式相关的资料，进而探讨在特定的地域和环境条件下定居农业社会的产生过程。项目组在2013年度的田野调查工作中发现了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高台山文化、凌河类型等时期的遗存，采集到的遗物有陶片和磨制、打制石器等，并发现了大量细石器和细石叶，为研究该地区新石器时代农业与定居的起源提供了宝贵资料。吉迪说，在前两期的联合考察中，专家已经对115平方公里的地区进行了普查，发现了丰富的遗物，现在的主要工作是使用GIS技术对这些遗物进行分析，通过测定获得新发现资料的年代，并对遗址内动物、植物样本进行分析，得出这一地区史前人口数量。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第二考古研究部主任万雄飞介绍，此次考古调查的方法是以采集点为单位采集遗物，详细记录每个采集点的经纬度、地貌特征、地表可见度、采集方法、采集遗物及数量等信息。当天记录和整理所获数据，并运用Arcgis软件对其进行汇总、分析。此次调查过程中所采用的新理念和新方法，将对今后的考古调查工作起到重要的借鉴和促进作用。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郭大顺表示，查海遗址区域内经土样测定发现的距今8000年的粟，虽然量很少，但被认为是北方旱作农业最早的农作物，且据推测当时主要用于敬神而不是食用。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辛岩介绍，此前他们在考古发掘中曾采集了少量炭化植物标本，并于2010年秋在山东大学第四纪环境与考古实验室对这些标本进行了种属鉴定和分析，分析结果为探讨聚落周围的植被和人类利用植物的方式提供了重要证据。而邻近查海遗址的兴隆沟遗址出土的谷子和糜子虽然从形态和尺寸上仍保留着浓厚的野生祖本特征，但还是可以证明当时已经出现了初期的植物栽培活动，丰富了学界对东北地区聚落农业生产方式的认识。
玉器是查海遗址考古发掘重要发现之一
郭大顺表示，查海遗址与兴隆洼遗址等大约同时代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为建立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年代序列填补了关键性的空白，明确了这一地区距今7000―8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是与中原等地区发展阶段大体同步，又具有强烈区域特点的文化类型。2012年末，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着的《查海：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发掘报告》出版。该书是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86―1994年间发掘查海聚落遗址的考古报告，将考古所获遗迹、遗物及研究成果，分三卷全部发表。
玉器是查海遗址考古发掘的重要发现之一。在1987年查海遗址正式发掘刚刚开始时就已发现了玉器，且其造型和组合具有规律性――以 为主，有环状 和柱状 、 与匕两种组合，玉料都为透闪石软玉。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教授邓聪向记者介绍，查海遗址聚落外有围沟，内部已揭露房基55座，南北成行，排列有序。从整体布局看，早晚期建筑布局变化不大。引人注目的是，聚落靠北的两排五座房址中，皆出土了玉器。该地区另一座儿童居室墓内，在颈部和腹部位置，出土了大、中、小三对六件玉匕形器，生动反映了社会阶级分化的一个侧面。不过这些玉饰是否有世代相传的可能性，有待今后深入研究。郭大顺说，查海玉器的发现使学界认识到玉器在东北地区出现甚早，是东北史前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域特点，确立了与中原、东南沿海并立的东北文化区，大大提升了东北地区在中华大地史前时期的地位。而红山文化及红山文化玉器的发达，也是以广泛分布于东北地区的史前文化为大背景的。此后还提出了玉器起源与渔猎文化、玉器起源与蒙古人种、玉料产地三大板块的划分等饶有趣味的课题。特别是玉 ，自20世纪初开始，曾先后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被普遍发现，而以查海遗址出土的年代为最早，不排除其对东亚各地史前遗址出土玉 的影响。
查海遗址研究有待深入
郭大顺告诉记者，查海遗址比较孤立，且处于辽西边缘，其与辽东地区考古遗存的关系还有待研究开发。虽然包括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在内的机构近年来展开了拉网式合作调查，但查海遗址研究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不够深入。1991年，苏秉琦谈到对查海遗址的研究和保护时，依据查海遗址出土玉器提出了“万年文明起步”的观点，指出查海玉器已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对玉材的认识，二是对玉的专业化加工，三是对玉的专用。由于查海遗址被发现后研究领域不断扩展，研究深度不断推进，需要回答的问题越来越多，全面准确的报告资料就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查海：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发掘报告》中对资料的综合分析及提出的观点都是初步的，正如苏秉琦所告诫的，就考古工作和考古研究过程来讲，发掘报告如《十三经注疏》，发掘材料才是《十三经》。现在查海遗址的全部标本都有序地保存在牛河梁考古工作站，郭大顺说，他欢迎研究者随时来访，以推动辽河流域、东北及东北亚地区史前文化研究的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