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我国粮食大省“由大转强”的对策建议
一个“粮食大省”真正转变为“既大又强”的粮食基地，既关系粮食产业组织经营体制和机制，又涉及资源配置的优化和产业结构的提升。这要求粮食主产区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发展规模农业、绿色农业、高效农业，加快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构建结构合理、功能完备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以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等“新四化”的宏伟目标。
（一）以“大资源观”为理念，突破日益加剧的资源约束
所谓“大资源观”，就是不仅要扩大资源的外延，而且要充实资源的内涵――提高要素资源禀赋。我国特别是粮食主产区要守住“天下粮仓”，实质上是严把18亿亩耕地“红线”的关口，开发和保护好“水、土”两大关键要素。然而，从发展趋势看，包括粮食大省在内的粮食资源约束性越来越大，必须实行以“水、土”为中心的“大资源观”，即在充分、合理开发利用耕地和水源的同时，还要开阔视野，积极开发、改良和利用水域、丘陵、荒地，乃至沙漠，使其变成宝贵资源。
首先是强化“双严格”制度，提高要素资源的利用率。这既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也是粮食大省“由大转强”不可替代的战略措施。粮食大省更要带头坚持18亿亩基本农田“红线”的方针，强化严格保护耕地、严格节约耕地、保持足够粮田面积的原则。与此同时，要进一步加大对丘陵山地、宜农荒地、江河湖海的开发，保护和改良环境，防止和消除污染。与此同时，要继续大力推进生态建设，实施积极改造草原、保护天然林的重点生态工程；继续大兴农田水利，建设小型水利灌溉工程，完善节水灌溉系统，加强抵御旱灾的能力，切实巩固生态脆弱地区退耕还林还草的成果，有效提高我国“水、土”资源利用率。
其次是强化“双积极性”，提高稀缺耕地的产出率。迄今，我国还有2/3的农田是中低产田。加大其改造力度和速度，提高土地产出率，既是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也是粮食大省“由大转强”的关键途径。为此，强化“双积极性”，即加强主产区和主产区农民的“两个积极性”。
（二）以“大合作”经营为突破，拓宽粮食产业化道路
粮食大省“由大转强”的途径在于：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探索“大合作”经营，即以新型农村“合作制”拓宽粮食产业化道路。迄今，我国粮食主产省已经建立一批较大规模的粮食产业化龙头企业，成为现代粮食产业的新生力军。然而，目前我国必须采取创新性举措，解决其新产生的体制、机制问题。
首先是创新粮食产业化经营的体制机制。从客观经济规律和实际需要出发，探索和创新适度土地规模经营，就是一种粮食产业化经营体制和机制的创新。目前，人们正积极探索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多种形式。笔者以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优于其他形式的最佳形式。
从我国农村和粮食主产区的实际需要出发，现在需要培育和建立两种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一种是真正的农民专业信贷合作社；另一种是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坚持现行农村经济制度基石的条件下，农民以土地经营权作为股份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可按股份取得红利；农民既可以参加合作社劳动，以劳动量取得工资报酬；农民也可以不参加合作社劳动，到外地打工，但仍然可以取得土地股份红利。这样，农民便可放心地把土地经营权交给合作社，自己从事其他非农活动，以增加收入。这种新型农民合作社组织在村社的范围内由农民自愿组成，实行“六统一”：统一机耕、统一播种、统一灌溉、统一收获、统一管理、统一出售，实现适度规模经营。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既可克服粮食规模化经营与土地“碎片化”承包之间的矛盾，又可促进以农民合作社企业为主体的粮食企业化与产业化经营。
其次是创新粮食产业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就实质而言，发展粮食产业化组织经营，既是创新资源配置方式，也是探索新型生产发展方式。实现这种创新的基本途径是实行“产供销”一体化。粮食产业化经营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依靠龙头企业为带动，把粮食等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实现一体化经营的经营组织方式。目前，全国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达到28万个，带动农户1.1亿户；龙头企业11万家，粮食主产省发展粮食产业化需要做到“四个坚持”：
一是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二是坚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三是坚持因地制宜；四是坚持机制创新。同时致力于实现“五个一批”的目标：即打造一批龙头企业，形成一批企业集群，建设一批生产基地，培育一批知名品牌，构建一批优势产业体系。粮食产业化经营的核心和灵魂，在于提高农业的效益和增加农民收入。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利益联结机制问题，要探索兴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形式，建立“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这是总结各地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经验。
粮食大省以各种具有带动力的企业为龙头，以经济和社会效益为中心，以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为纽带，围绕主导产业和产品，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组织经营，社会化综合服务，企业化管理运行，形成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种养加、产供销一体化，把产前、产中、产后等各环节联结成一体的生产经营组织。粮食大省普遍采取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就必然会把粮食产业化组织经营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再次是创新主食产业化组织经营之路。所谓主食，一般是指国民日常生活消费的、数量巨大、满足人体必需的能量和营养素的主粮及其制品。在振兴主食产业化经营的道路上，必须实现主食工业化生产方式。这是指运用现代工业技术装备和食物的科学配方，以规模化、批量化、集约化方式利用面粉、大米、肉蛋奶、调味料等原料，加工出优质主食品。其产品具有标准化、规格化、方便化、营养化等特点。粮食大省振兴主食工业化生产，要把主食工业化生产与主食产业化经营的优势结合起来，二者做到相辅相成，优势互补。随着主食工业化生产方式的提升，在粮食主产区必将涌现一批体制新、机制新、实力强的加工企业，不仅会开拓食品工业发展的新路，而且必然带动主食产业化经营。同时，把具有新体制、新机制的主食产业化经营的“龙头”企业，配置和形成主食品产业集聚园区。
（三）以“大流通”为关键，提升现代粮食流通产业
粮食大省“由大转强”，必须着力培育和发展现代粮食流通产业。随着我国四个现代化的进程，现代粮食流通产业具有更丰富的内涵，主要包括“五大体系”：现代粮食市场体系；现代粮食调控体系；现代粮食物流体系；现代粮食产业化体系；现代粮食行政执法监督保障体系。
首先是注重提升现代粮食流通产业。当前，粮食大省必须采取“五个进一步提升”的重大措施，以发展现代粮食流通产业：其一，进一步提升粮食市场化水平。即需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城乡一体化的粮食市场体系和网络，重点在于整合市场资源，提升粮食市场功能；其二，进一步提升国家粮食储备科学化水平。适应国情、粮情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需要，以及抵御极端气候和自然灾害频发的应急需求，我国应在国家粮食储备规模、储备结构、储备科技等方面提高科学化水平；其三，进一步提升现代粮食物流系统水平。通过加快现代粮食物流设施的整合与建设，构建起网络化、信息化和“四散化”（即粮食散装、散卸、散运、散存）的现代粮食物流系统；其四，进一步加强国有粮食企业“市场主渠道”作用。即在坚持发展多渠道、多成分、多形式、少环节的粮食流通新体制和新格局的前提下，把主渠道与多渠道有机结合起来，建立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的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其五，进一步提升农村现代服务体系。当前要进一步健全完善良种推广服务，安全储藏服务，精深加工服务，资源开发服务，质量监测服务，冷藏运输服务，信息技术服务等。
其次是注重健全完善粮食价格体系。在提升我国粮食市场化水平中，尤其要注重健全和完善粮食价格体系。近几年，我国粮食等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国内外市场价格关系，以及宏观经济环境等都发生了明显变化。与此同时，粮食价格改革“两难”矛盾的问题继续存在：即不提高粮价难以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而大幅度提高粮价又会加重城市低收入群体负担。这些新问题能否尽快妥善解决，直接关系粮食大省粮食产业的兴衰，更关系其“由大转强”。现行的粮食等农产品价格到了需要调整和健全的关口。
解决上述新问题的钥匙是，进一步深化价格改革，恰当地把“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结合起来，建立科学的粮食价格体系，既促使价格杠杆能充分发挥其威力、但又不“脱缰”或受到压抑。其一，继续探索以市场供求变化为主形成粮食价格的机制，逐步做到价格体现价值；其二，科学制定粮食目标价格。当目标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出现差价时，国家采取宏观调控措施，提供差价补贴――与粮食挂钩直接补贴给农户；其三，完善粮食最低收购价储备制度。为克服粮食市场出现的新问题，需要探索“定量收储”的新办法――即国家收储足以保障粮食安全的必要粮源；其四，要采取“包容”式粮价思路。即“中度粮价、高度补贴”的策略思路――“提高粮价保持适度，增加补贴加大幅度”。采取这些基本策略，既可兼顾粮食生产者和城市低收入者的利益，又可加大补贴幅度，保证农民收入稳定增加。
（四）以“大科技”为支撑，增强粮食的可持续发展力
如今，我国包括粮食大省在内的耕地、淡水等资源的刚性约束日益加剧，依靠大量消耗资源的传统生产方式、推进农业发展和粮食增产已难以为继；农业劳动力素质呈结构性下降，用工成本迅速上涨，依靠低成本劳动力支撑现代粮食发展的空间趋向减小。鉴于此，依靠科技进步已成为粮食主产区粮食持续增长的根本出路。粮食大省必须以现代“大科技”为支撑，主攻单产和改善品质，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高农业抗御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力争率先在全国建成现代化大农业，打造国家优质、安全、可靠的“大粮仓”。
首先是粮食大省必须着力增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从我国整体农业生态状况出发，大力发展“低碳农业”即“三高三低”等资源节约型粮食技术势在必行。要通过科技创新提高水、土、肥、种、光、温等要素的利用率，特别是要提高水、土、肥的增产效用。目前，我国灌溉耕地的粮食产量一般是非灌溉耕地的2～4倍。截至2011年11月份，我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仅占耕地总面积的49.6%，而灌区生产的粮食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75%。鉴于此，粮食主产区发展水利灌溉对于保障稳定增产作用重大。然而，我国水资源十分有限，研发高效节水灌溉等适合我国国情的、资源节约型粮食技术，对于粮食大省节约资源、增加产量、降低成本是必不可少的战略途径。
其次是粮食大省必须大力发展现代农作物种业。粮食大省生产的实践表明，良种对粮食增产的贡献巨大。据统计，1949年至2011年，我国在粮食播种面积基本持平的情况下，粮食产量增长了4倍，主要是因为粮食单产从68.6千克/亩、提高到344千克/亩，增长了5倍多。这表明良种对粮食增产的贡献最大。近年来，随着我国品种选育推广水平稳步提升，良种对粮食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这表明良种对粮食增产的贡献最大。粮食大省必须大力发展现代农作物种业，通过政策资金扶植，加强自主创新，培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适合我国粮食生产的优良农作物品种，进一步提高良种对粮食产量的贡献率。
再次是粮食大省必须加快农业新成果转化应用。针对目前我国农技推广能力不足的实际情况，应建立新型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充分调动农技人员积极性，让农业创新技术得到快速推广，转化成农业生产力；应加快构建以公共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为依托、合作经济组织为基础、龙头企业为骨干，其他社会力量为补充，公益性服务和经营性服务相结合，协同互补的多元化新型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让农业创新技术尽快推广，提高农业技术转化率。这在当前自然灾害频发、重发的背景下，尤其在播种等农作物重要时节，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我国农业科技存在创新队伍不稳定、高层次人才流失严重等问题，原因归根结底还是投入不足。因此，应在做好科技兴农战略的宣传工作，加强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探讨并建立鼓励企业出资等多元化农业科技人才培养机制的同时，从政策上给予农业科技人才适度倾斜和鼓励，努力培养高层次农业科技人才。
（五）以“大补偿”为保障，加大公共财政支持力度
现在已形成共识，在粮食大省存在着如下矛盾：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之间存在矛盾；粮食主产区“贡献大”与“财政穷”之间存在矛盾。解开这对矛盾的钥匙在于，把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有机结合起来，以“包容”理念对粮食大省实行“大补偿”机制，即多管齐下加大财政扶持和“奖补”。
首先是对粮食大省加大公共财政扶持力度势在必行。加强宏观调控和增加公共财政支持力度，是推进粮食大省“由大转强”的不可或缺的措施。从理论方面考察，粮食是基础性、公益性、生态性产业，但在市场经济中处于弱势地位，必须从宏观上进行保护。从国际经验考察，东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对粮食产业都提供了大规模的财政补贴――体现在农业结构政策和社会政策。从实际情况考察，在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粮食生产条件和流通环境处于劣势状态，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长期背离价值，造成粮食主产区和农民种粮吃亏，出现“农业大县、财政弱县、民生穷县”。不改变这种状况，就很难激发主产区和农民生产积极性，也很难保障粮食的可持续安全。国家必须加大公共财政对粮食大省的扶持乃至补偿力度。这是粮食主产区、特别是粮食大省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民生改善、“由大转强”的必要步骤。
其次是对粮食大省多管齐下加大公共财政支撑力度。据统计，2012年中央公共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增长到12287亿元，同比增长17.9%。然而，与我国“三农”和粮食产业的薄弱基础和实际需求相比，还必须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必须多管齐下加强支持：
一是继续贯彻落实中央确定的战略方针。“多予少取放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完全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是完全正确的决策。对粮食主产区不仅要继续坚持实施这一方针，而且国家公共财政对粮食产业的扶持，必须加大力度、完善方式、扩大范围、提高标准，尤其是要向粮食大省倾斜，以加快其“由大转强”。
二是继续坚持和完善对产粮大县的“奖补”办法。要针对粮食生产结构的变化，健全完善国家粮食“奖补”办法。即取消按面积补贴的办法，国家提供的奖励和补贴要与粮食产量和调往外省的数量直接挂钩，以真正实现其鼓励农民种植粮食的目的，逐步改变“粮食大县、财政穷县”的状况，实现“粮食增产、农民增收、财政增加”的最佳目标。
三是建立青年农民粮食产业发展基金。以鼓励、培育和支持一批青年农民，特别是农业院校的毕业生安家于农村的广阔天地，致力于创业，献身于农业和农村，成为粮食稳定的产业大军。
促进粮食大省“由大转强”，实质就是“做大做强”我国的“天下粮仓”，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仓廪实，天下安”。粮食大省“由大转强”，就打下了民生安定、社会稳定和粮食安全的牢固基础。
（作者系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