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地腾挪空间变大？
我国耕地面积的减少，建设占用是最大的原因。如2011年减少的532.7万亩耕地中，建设占用耕地485万亩，占比为91%。上述地区的耕地存量告急，显然与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较快有很大关系。
一项官方调研结果显示，京津冀地区近年来耕地占用量较大、比例较高，与此同时，补充耕地成本越来越高，补充耕地越来越难。
统计数据显示，京津冀三省（市）2010年至2013年批准建设用地总量分别为3.82万公顷、4.17万公顷、4.40万公顷、3.77万公顷，其中，批准占用耕地面积总量分别为1.33万公顷、1.57万公顷、1.74万公顷、1.62万公顷，耕地所占比例分别为34.75%、37.74%、39.59%、43.08%，占比逐年上升，呈高位运行。
大量占用耕地的结果就是耕地后备资源面临枯竭。据测算，截至2013年底，北京市宜耕后备资源约有0.47万亩，天津市宜耕后备资源约有3万亩，河北省宜耕后备资源已不足100万亩，耕地占不平衡的压力非常大，部分地区补充耕地已经由丘陵区、浅山区转向了深山区，对生态保护造成了潜在的威胁。
为了遏制耕地减少速度过快的态势，近年来中央政府一直高举“耕地红线”大旗，要求省级政府对辖区内耕地总量负全责，并将之视为对执政官员的一个考核指标。
此番调减几个重点地区的耕地保有量指标，是否会增大上述地区在土地使用问题上的腾挪空间，是否意味着这些城市可以进一步随意占用耕地了？
在政策层面，显然不能如此解读。
姜大明27日表示，要落实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十三五”规划确定的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不能突破。严控特大城市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严格执行建设用地标准。以调整完善后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为底盘，以土地二次调查和年度变更调查成果为底数，指导开展“多规合一”试点，促进城市用地节约集约、产业发展集约高效、现代农业集约经营、矿业开发集约有序。
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副局长岑福康27日也表示，2014年5月，上海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工作正式启动，明确上海在资源环境紧约束条件下，要以土地利用方式转变倒逼城市发展方式转型，“五量调控”的土地新政成为构建上海未来全球城市发展格局的重要政策基础和保障。
“上海在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中，规划建设用地规模调减至3200平方公里。”总量锁定“体现了上海新一轮发展的底线思维，不仅从用地数量上，更是从城市综合承载力、城市安全和城市功能定位出发，锁定上海未来城市空间发展和土地利用的基本格局。”岑福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