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信息公开和政策合理引导
张宗毅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谷贱伤农”，必须加强信息公开和政策合理引导，最好不要将补贴与生产具体品种直接挂钩，取消临时收储制度，实施补贴与土地挂钩的政策，只要从事农业生产了，就按照种植面积或耕地面积进行补贴，而不管农民具体种什么，农民种植结构由市场调节。这样才能发挥市场机制。
张宗毅进一步表示，通过财政补贴方式来提高农民种植粮食的积极性，是基于农户种粮积极性低于种植经济作物积极性的错误假设，以及基于对粮食安全问题的过分担忧。我们始终认为，种植经济作物的效益远比粮食作物要高，农户不愿意种植粮食作物。
实际上，近年来，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导致劳动力成本非常高，随着机械化的广泛使用，农村种植大户、家庭农场等规模经营主体不断涌现，再加上经济作物的机械化水平相对较低，而粮食作物机械化水平很高，因此，一些规模经营主体只能选择种植粮食作物。
张宗毅告诉记者，道理很简单，家里两三个劳动力通过机械化可以种植几百上千亩粮食，但甚至无法种植数十亩蔬菜。反而是那些种植规模较小的农户，种植蔬菜的比例非常高。所以种粮食，其实无需依赖补贴方式来引导。
曾海伟认为，从根源上解决果贱伤农，必须解决四大问题：其一，农民的人均耕地面积要实现规模化；其二，农产品加工产业链要上去，提高农产品加工产业的规模与现代化水准；其三，国家对农产品加工科技和加工设备要出台政策保护和扶持；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应该积极学习荷兰和日本的经验，建立全国农产品采购系统和分销系统，提高信息化指导和市场化运营的效率。
曾海伟介绍，农业只能由国家补贴，这和美国、日本、韩国甚至以色列的国策是一致的。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农业都是食品安全和制造业的基础环节。
曾海伟把我国和美国进行了对比，他介绍，美国农业部门口的标语就是：“农业：加工、制造业的基础。”可见，即使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农业都是不容忽视的。而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高达13.7亿的人口大国来说，粮食安全更是刻不容缓；同时，粮食价格更是关系到民生品质，而农业的品质和加工链条，也能够对GDP产生2.8倍以上的增加值效应。
目前，我国有5亿多农村人口、1亿多农业劳动力，农业对于我国经济、就业、社会安定、消费物价和食品安全关系重大。
曾海伟表示，但中国农业跟美国比起来，存在农业人口太多（美国不足2.8%，日本不足1%，中国高达26%-38%之间，远期规划到2024年降到7.8%）、人均耕地面积过少（美国农场平均面积3000多亩，日本平均100亩上下，众人平均不到10亩）的矛盾， 决定了农民收入处于年收入几千元的水准，辛苦劳作一年不及打工一个月。
安全和效益之间的矛盾
曾海伟表示，目前有四大问题是阻碍我国粮食产业发展的四条绊马索。我国粮食种植方面，资源方面面临国家的土地财政、城市扩容、工业建厂和工业污染等带来的土地减少和土地资源恶化的难题。
“科技水准和机械化水准，尤其是小型机械化水准方面与美国、日本、以色列存在巨大差距，进而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与上述国家存在巨大差距，在粮食安全与农业财富效益方面又存在根本矛盾。”曾海伟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我国三大粮食作物生产成本中，劳动力成本占42%左右，跟美国不足5%完全不能比较。
曾海伟强调，纯粹依靠市场，必然导致更大的混论。“西方自由市场已经证明是当前世界问题的主要根源。解决中国的问题，老祖宗早就给出了比凯恩斯还要先进的系统解决方案，比如汉代桑弘羊的平准制度等，实质就是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的叠加运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两手抓，效果更好。当然，我认为国家对农业提供适度的保护是必须的，13.7亿人口的米篮子和菜篮子、肉篮子，我们抓不好，就是全世界的大包袱。”曾海伟对记者说。
张宗毅最后表示，目前，我国玉米供需基本平衡，无需过度担忧，要使我国粮食种植健康发展，应逐步取消最低保护价，但对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而不是土地承包权拥有者给予跟经营土地面积挂钩的补贴，让市场决定种植结构和各个品种的种植面积。政府根据需要用市场价以订单形式向生产者采购等额的粮食，而不是承诺托市收购，以此来维持科学合理的库存数量。这样才能既保护了农业生产者，又不会扭曲市场资源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