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第一个交易日，国际原油价格“破百”终于在纽约商品交易所成为现实，给了世人一个相当刺激的“惊喜”。1月2日，纽约市场NYMEX2月原油合约一度上涨到每桶100.09美元，首次突破100美元大关，国际金融市场由此一片混乱，世界主要股市几乎全面下跌。黄金和大宗商品期货价格则暴涨，2日，纽约市场黄金期货盘中达每盎司864.50美元，创28年来新高；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玉米期货价格创11年新高，大豆期货刷新34年最高纪录。
毫无疑问，此次油价“破百”，水分不少，因为包括石油在内的大宗初级产品价格基本上都是采用美元标价，而美元这两年汇率疲软，对欧元等其他主要可自由兑换货币的汇率下跌了许多。而且，今年世界经济增长趋缓，也会削弱对能源的需求力度，下半年油价未必能够维持上半年的涨势。但是，总体而言，我们肯定要在相当一段时期内面对较高的油价。
中国已是全世界名列前茅的能源进口大国，且进口量增长迅速，去年1―11月原油进口量高达1.5029亿吨，同比增长12.5%，进口石油在国内石油消费总量中所占比重日益上升，国际市场油价居高不下无疑将导致我国通货膨胀压力难以削弱。除了直接影响能源成本之外，油价高涨对农产品价格影响尤其突出，因为现在的世界农业号称“石油农业”，从化肥、农膜到农机用的燃油，这些农业生产的投入品都要用上石油；而且油价高涨将激励农作物制油产业发展，从而加大农产品价格上涨的推力。偏偏食品价格堪称2007年中国和其他主要国家通货膨胀的“元凶首恶”，2007年11月份，中国食品价格上涨拉动CPI上涨6个百分点，对CPI上涨的贡献度高达86.4%。
既然如此，我们又当如何应对？对于直接的能源价格上涨压力，我们需要的是坚决地提高成品油价格，以此激励企业和居民实行节约能源的生活、生产方式，某些高档写字楼室外寒风呼啸、室内恨不得开电风扇乘凉的现象不应继续下去了。此外，某些媒体对提高成品油价格一概攻击为“垄断巨头掠夺消费者”，这种说法也有失偏颇。客观地说，通过提高能源价格来鼓励一种集约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均资源十分匮乏的国家来说，是极其有必要的。
对于缓解食品拉动的通货膨胀压力，已经采取的取消粮食产品出口退税、实行出口配额制度都是必要的，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当进一步加大对粮食出口和价格的限制？直至将出口限制推广到赖氨酸、VC、乙醇等下游深加工产品？这样做恐怕就有些走火入魔了，因为深加工应该是我们所鼓励的，对提升我们的产业层次、增加农民收入都有利。如果油价上涨、进而带动粮价上涨是一个长期现象，那么我们就不应该过多地试图压制粮价上涨，无论世界市场粮价如何上涨，我国也有足够的支付能力。在限制粮食及其深加工产品出口方面做得太多并不好，不如把重心转移到补助受冲击最大的弱势阶层上面。
长远来看，中国的商品和资产价格上涨很大程度上源于海外，反过来又会加剧外部世界的通货膨胀压力；对片面指责中国“输出通货膨胀”的某些西方舆论我们大可一笑置之，但这不等于我们就不需要与其他主要经济大国就抑制世界性通货膨胀开展政策协调。而且，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仅仅依靠国内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操作，多半无法解决带有浓烈外部输入特征的问题，即使解决了也必定成本过高，中国需要和贸易伙伴（特别是美欧）开展更加深入的经济政策协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