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抽空跑了几个村，在聊天过程中，村干部诉说了许多基层工作的困难：请专家做了村庄建设规划，被告知村里没有建设用地，规划只能挂在墙上落不了地；重点工程征地来了补偿款，却发现同一块地却有不同的属性，半是园地、半是林地，补偿标准不一，群众无法认同；同一座山，山那边的茶园享受产业发展扶持政策，山这边茶农想建茶厂苦苦等不来用地指标；守着大片的粮田，担着粮食责任制的重担，却甩不掉经济薄弱村的帽子，常常为开门七件事牵涉了大把大把的精力。
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平日里走访农村时，还会听到许多许多。然而，触动内心的往往不在面对这众多问题时，却在那不经意的蓦然回首之际。我们面对的这些问题，似乎都有一个明确的“因”，由“因”及“果”这是一个客观的逻辑，清晰的逻辑，自然就有简单明了、合情合理的解决之道。为什么却还是这般令基层干部纠结，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难”困挠着我们的基层干部。
非线性因果关系下，问题的解决是多元关系的彼此妥协而不是非此即彼的简单否定。
记得杜润生老先生在改革开放初期致力于解决“公社大锅饭让农民干活没积极性”的问题，当时一种基于逻辑分析的简单解决办法就是既然大锅饭导致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那就回到大锅饭之前。可是，大锅饭的形成非一日之功，二十年的时光里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能回到过去吗？杜老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公社化以来新增了多少个家庭？于是又诞生了一个更经典的问题：土地回老家了，这么些个新家怎么办？周其仁教授在后来的回忆中，这样写道，如果按照那个简单的逻辑，不说“上层建筑能不能通过”，就是“经济基础难免就先打了起来”。现实中的问题不是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而是错众复杂的关系网络中的一个节点，牵一发而动全身。
身处这个网络之外，一切都是那么平静。身在网络之中，却可以感受到相互间那种彼此的牵涉、联结，信息的相通以及能量的涌动。在这里一个问题的解决需要争取上级的支持、指导，部门的理解、帮助，群众的认同和拥护。要做到这一点，困难自然一言难尽。对这些困难，我们却常常忽视了，或者说至少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只是满足于提供一种解决问题的理念、一条走出困境的路径，一套考核激励的办法。基于表面的思想统一，这样的政策出台了，常常沉不下去，群众知晓度不高，就是到了基层干部群众手里，也往往是望梅止渴，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问题的解决本质上是一种妥协。无论是在自然界还是在社会生态系统，事物都是相互关联的，在相互关联的系统中存在、变化、发展。它以自己的形态记录了系统中各种变量相互博弈的结果，事物本身就是变量的数据集合，问题和矛盾的解决，便是变量间相互关系的调整、改变和重构，现在我们讲协调发展，协调的结果是利益相关方在“有理、有利、有节”基础上作出的彼此妥协、让步、改变。这里不可能一蹴面就，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我们需要做的是为下一次争取到更多的妥协留下一条门缝、打开一扇窗户。
社会结构的扁平化，决定了问题的解决需要的是一个平台，而不是一个理由。
回到“三农”问题，最终的价值取向是农民收入的增长、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是农民在发展中拥有更多的获得感。现实中所有的“三农”问题，最终都指向这样一个终极性的目标。然而，这也是困扰我们若干个Ｎ年的问题。农民收入高低本身并不是问题，而是一种现象，是各种问题的集中反映。如农业的补贴问题、农民的财产权问题、农民进城打工的同工同酬问题、农民享受同等优质教育和公共卫生服务的问题、农民的社会保障与城市居民社会保障的接轨问题等等。推动和实现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理由毋容置疑，在这一点上，谁都不会王顾左右而言他，这是讲政治。然而，上述问题的解决，却有许多的条条框框，包括政策、制度、条例、法规等等，这叫依法办事。
宏观讲政治，微观讲规矩，问题解决过程中的“肠梗阻”由此而产生。曾有一段时间，我们把这一切归结于中层执行者。用杜老的话来说，其实，根源还是在生产关系，以及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这个“上层建筑”，一个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这种根深蒂固已经浸透在我们的血液和骨髓之中，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影响着我们观察世界的立场和方法，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和处事方式。比如，我们习惯于祭出行政和权威的力量来整合有限的资源，让二次分配或多或少偏离了公正公平的轨道。
市场化的推进，尤其是互联网全面融入经济和社会生活，不仅带来了社会结构的扁平化，也提出了社会治理体制和能力现代化的课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同处于一个平台，资源高度集中条件下的以条为主、条块结合的资源配置方式，加快向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相结合的方式转变。政府权力清单、企业投资负面清单、政府责任清单、部门专项资金管理清单，包括权力运行图等等构成统一的政府公共服务平台。这个平台将进一步拓展到党群部门的责任清单、群团组织的责任清单。尽管在这个平台上，不同的层级有不同的权力和责任边界，但对于农民群众来说，它是公开的，是一目了然的。各权力或责任部门无法继续条块的分割，彼此间责任相连、利益相关、互为前提、同进共退。这种关联是相互资源的充分利用，是彼此功能的补充协同。
对应于这样的平台，需要的是农民群众组织化程度的提高，组织起来的农民群众才能在这个平台上确立自己的地位和角色，赢得公平对话的机会。如是，农民增收目标的实现，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问题解决，核心的问题是让被问题困扰的“主体”，能够登堂入室，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社会主体，成为与平台上其它主体权力与义务对等、地位和角色匹配的利益相关方。浙江大地上正在推进的“三位一体”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它所搭建的“农合联”的平台，让我们看到了“三农”问题走向彻底解决的那抹亮色。
面对传统习惯的打破，问题解决的前提是超越自我而不仅仅是一种形式的创新。
从树立平台意识，到平台的搭建、运作，特别是相应的体系、制度、规范的建立和完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渗透于我们血液和骨髓的传统意识，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着我们，甚到不断地吞噬着我们的理性、扰乱我们的心智。在打开部门壁垒的同时，打开心理的壁垒则显得更为困难，路程更为漫长。也呈现为不断相互妥协的改革进程。政府在实施便民服务中，打造了一站式服务模式，一个窗口对外，但是，在这扇窗的后来，依然是不同部门抽调的人员在值班、在受理相关的事项，并没能实现统一接受和办理。在城市综合执法实施过程中，一开始也只是各相关部门执法力量的统一调配，后来才有综合执法机构的组建。
涉及部门利益的改革之所以困难，有人说这是小团体观念的作祟，这话固然有一定的道理。在东方文化中，谁也不愿意被人指责为败家子，谁也不原意一个好端端的部门在自己手里被取消、被撤并。事实上，这种困难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即来自于社会约定俗成的观念，以及局中人那种对职业的敬畏。
在常人眼里，职业的边界是明晰的，不同的部门管理不同的事务，管理部门在该专业领域里有着比旁人更明显的优势，他们的观点代表着专业的意见，在政府决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样长期处于该部门的从业者，在日积月累的过程中，也会深深地陷于其中，把自己的职业等同于专业，坦然地接受来自于旁人的“专家”恭唯，在潜意识中把自己的意见等同于专家的意见。
一旦失去了这样的部门、这样的人，政府可能不知如何管理，百姓也会无所适从。在老百姓这里，往往是需要改革的结果，却并不一定认同改革的过程。政府需要改革，但更希望改革由熟悉的部门、熟悉的操作方式来推进。“专业人士”也不反对改革，只要改革尊重和采纳“专家”的意见。这里我们看到了妥协的可能、妥协的基础，事实上人们对习惯被打破后的惶恐，转化为了对打破习惯的改革和创新的惶恐和谨小慎微。改革的推进，首要的是超越自我、战胜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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