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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普利策特稿奖:《加州暴旱记》
2015-05-09   来源:新农资360网   

导 读


传媒狐:


本文是4月20日公布的2015年美国普利策新闻奖特稿写作奖作品《加州暴旱记》的全文翻译,由搜狐网传媒频道官方微信公号“传媒狐”独家出品。


普利策奖的特稿奖一直是美式特稿写作的典范。这篇由戴安娜·马尔科姆采访撰写的长报道,共分5篇陆续发表于2014年5月30日至12月18日的洛杉矶时报,是典型的环境灾害系列报道,在漫长的时间里,马尔科姆几乎就生活在美国19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一场旱灾的重灾区,她的侧重点在于描写旱灾中农民特别是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移民的艰难生活,在大量的细节中充满着人道主义精神,同时她也不忘在最后的结尾处留下希望,留下人与人互相帮助的温暖。


这个系列报道的原题名为California's Dust Bowl。Dust Bowl(尘盆)在美语中是一个极具历史感的专有名词。1930年代,美国俄克拉荷马频发沙尘暴,原因在于长期干旱及土地过度使用,到1934年,残酷的旱灾将大平原(Great Plains)变成沙漠,这个沙漠就是有名的尘暴干旱区(Dust Bowl)。马尔科姆将2013年前后加利福尼亚严重的干旱与Dust Bowl相联系,当然是有所指,那便是严峻的环境灾难正在重新袭来。


如果读者有心,可与1939年出版的美国文学名著《愤怒的葡萄》对照来读,那部小说的大背景,正是俄克拉荷马州的沙尘暴和干旱时期,它也是1940年普利策文学奖的得主。(编辑/宁二)



作者/戴安娜•马尔科姆

译校/檀彦杰、周霁、郝思斯


1 梦碎旱魃


两个农夫用锄头清理着并不存在的杂草。“我们得假装看到了很多草,” 弗朗西斯科•加尔维斯对他的伙伴拉斐尔说。如此,他们或许才能得到一份整周的工作。


他们总是希望能一起干活:年长些的拉斐尔有辆卡车,而加尔维斯能说英语。他们还爱开彼此的玩笑。不过这是他们倆本月以来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无论是单独的还是在一起。


这块地本来应该有20个人劳作,可现在只有他们两个。因为没有充足的水来种西红柿和洋葱,农民们只好赌一把——种些相对耐旱的作物,比如鹰嘴豆。不过从豆子泛白的叶片来看,他们的赌局必输无疑。


35岁的加尔维斯说他的梦想是一直工作,直到老得动不了了,然后可以多活几天,陪孙子孙女们玩一玩。他希望在孩子们需要鞋的时候,他能买得起。他的大儿子现在已经有这需求了。


最重要的是,他希望能过稳定的生活。


然而,他正陷入逐渐恶化的加利福尼亚大旱灾。每天都有更多的家庭离开这里,去那些有可能找到工作机会的地方——萨利纳斯、亚利桑那或是华盛顿。即便是落过雨的年份,斯叶拉(Sierra)山脉有了积雪,可以用来储水浇灌扁桃树、洋葱、哈密瓜,繁养水牛,休伦的人口仍然会随着季节变化而变化。这些天的休伦湖(包括曼多塔、沃斯科和法洱博等其他圣华金河谷西岸所有农业社区),即便是常驻居民都在准备离开这里。“和我们相隔一街的那家人,昨天已经离开了这里,”加尔维斯说,“或许这个镇以后都不会存在了。”


自从暴旱来袭,这里就变成了总是最先遭难又最难留钱的地方。在第三个干旱年到来之前,加尔维斯付清了租金,同时为孩子买齐了学习用品。每当他要去田里工作时,他的妻子玛雅总是会为他准备好午餐——往往是一些玉米饼、豆子和水果,然后亲自送他出门。


这是一个四月的傍晚,从前一天晚上起,他就没有吃过东西。


房租是每个月850美元,而他已经一个多月没有交租了,不过他的房东同意他每周交一点。


上个月,玛雅告诉加尔维斯自己怀孕了,同时为此道歉。


“她告诉我她很为我担心,因为现在都找不到工作,”他说,“但是我告诉她,‘孩子总是让人开心,别担心,我们一家人可以处理好的。我会努力,一定会竭尽全力。’”


加尔维斯的家是农场式的,有三个卧室。一只欢腾的吉娃娃莫米和一箱橘子堆在墙角——那是加尔维斯得到许可拾来的地上的落果。


屋里的墙才粉刷过,贴着几张孩子们的班级合影,旁边挂着一幅挂历,上面印着约塞米蒂国家公园风景和圣经经文。家中四壁萧条,几乎没有家具,几扇窗户破损不堪。


在加尔维斯得知妻子怀孕的那天,盗贼破门而入,把家中洗劫一空,连床也不放过,留下来的只有一个木椅子。


街坊们给他们送来了一部大屏电视机和一张软椅。加尔维斯向在德克萨斯的哥哥借钱修好了最大的那扇窗户,他说哥哥不愿意把钱借给别人太久。


他们在鹰嘴豆田里做了两天工。现在,两周过去了,加尔维斯再没有找到其他工作。他说田间的工作是自己仅有的选择。当年在墨西哥的瓦哈卡,他读完四年级就离开了学校开始工作, 17岁就来到了加利福尼亚,不过他并不是美国公民。


拉斐尔给很多老板打过工,因此,他认识很多承包商,总是可以提前计划好自己的工作。


但如今,一大早天还未亮他们就来到帕纳德里亚前的停车场,可他们再也买不起那里的墨西哥甜面包和咖啡了。和其他散工一起,他们等待着承包商的到来,祈求得到一份工作。


上周的工资行情是8美元一小时,还不如开趟货车到45分钟距离外的田里多,这种运货的工作能有8到12美元一小时。太多人逃离了小镇,农民们都在找工人到农田工作,因此最近几天工人的时薪涨到了8.5美元。尽管这样,加尔维斯还是没有找到工作,他渴望工作,却也只能回家。


他的两个小女儿,常常在空荡荡的卧室里玩蛙跳游戏,传来阵阵笑声。而他最大的孩子,十六岁的曼纽尔, 则总是呆在自己的卧室里学习。


不在街上胡混,曼纽尔这一点让加尔维斯很骄傲。


“他每天一放学就回家,平时锻炼身体、看电视或是呆在家里。他希望有一天能加入海军。”加尔维斯说。“我常常告诉其他小家伙,‘要向你们的哥哥看齐’”。


加尔维斯低下头,有点不好意思,回想起前几天跟曼纽尔嬉闹时打在他胳膊上的一拳,他们还像儿子还小时那样开玩笑。“他告诉我他以我为荣,想要像我一样,”加尔维斯说,“我说,‘我不希望你像我,你应当比我更加出色。’”


四月下旬,天气逐渐回暖,万物生长。


水在水泥渠中流淌,哧哧哧……精确设定好的洒水车在田间喷洒着水花。一个穿着红短裤的中学跑步者站在距离蓝绿色的洋葱田几英里外的地方。


然而,这种富足美好仅仅是一种幻觉。没有了雨,虽然加利福尼亚的大型系统可以从萨克拉门托三角洲买卖、调取大量的水资源,用以滋润到这个干旱而又都是泥土的平原,可就算调来如大量的水以至于中央山谷部分地区的地下水位线在一年之内下沉了一英尺,都不过是杯水车薪,远不足以维持休伦湖一带居民的正常生活。


他们工作的最大阻力是像在门口阴影下打盹儿的流浪狗一样每天无精打采的状态。两个戴着牛仔帽的男人一直坐在长凳上聊八卦。每到下午,他们都会在附近的一个空咖啡馆靠窗的桌子边百无聊赖地玩扑克牌。


“他们每天只是图轻松,不要钱,”咖啡馆的服务员说,尽管桌上明明白白放着一大叠账单。


休伦湖区即将变成一座鬼城:它现已有两百万的财政赤字。


休伦湖的常驻人口约为七千人,其中大概只有一千左右的人有投票权,但是只有两百左右的居民真正行使了此项权利。


小镇里,无人声称将参与市议会开放的两个议员席位的竞选——就连现任的两位亦是如此。每周去上学,加尔维斯的孩子们都会发现同学越来越少。


农夫安东尼奥•查瓦里亚斯说,这场干旱和其他的自然灾害不同的地方是,它或许永远不会有结束的那天。


干旱已经持续到了第三年,他说,磨难可能只是刚刚开始。


“情况可能逐渐恶化,”他说,“农民们不再耕种了。请设想一下秋收的时候,田里会是怎样的情景呢?”


查瓦里亚斯来自萨尔瓦多,那里的人们工作5个小时,可以拿到6美元的薪水。他22岁的女儿和20岁的儿子在萨尔瓦多生活,全靠着他的供养上学读书。


“他们在我的心里,”他说。他已经有十年没有和孩子们相见了。


加尔维斯很确信,他唯一不会为这个家做出的牺牲就是与家人别离。


在这段艰难时期之前,他曾独自去德克萨斯工作,离开了三年多。


因为另一个男人的出现,他差点失去了妻子。


“我失去了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失去了一切,”他说,“我再也不想这种事情发生了。”


但如果他们继续留在这里,他又没有工作。家里已经欠了差不多两个月的租了。


“这真的让我很头疼,我们该怎么办呢?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办” 他说。


加尔维斯一家已经开始接受摩门教。有两个来自犹他州的金发碧眼、说着西班牙语的女教徒每周都会来到加尔维斯家。


在街上,一个穿着卷曲的格子衫的男人正在高温下四处游走,和每个经过的人握手、介绍自己。他是一个来自勒莫尔的传播福音的牧师。


干旱让很多的传教者来到了休伦湖边。牧师亲自在街上传教,那些因色情暴力闻名的酒吧变得空空如也。


“镇上的问题已经少了很多,”警察局长乔治•特尔加诺说。他曾在议会工作,不过现已退休。“人们身上都没什么钱,他们都把钱存着,用以搬到另一个城镇,或是寻找下一份工作。”


两年前特尔加诺在接受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担任第十任警察局长这份工作时,他曾经告诉过自己同样在执法机关工作的朋友,休伦湖这一带真是很像美国西部。


“并没有多少社区像这个西部小镇一样充斥着深夜的枪击、色情和家暴”,他说,“但是最近这里安静多了。”


在加尔维斯家,主教正在鼓励加尔维斯12岁的女儿狄亚妮祷告。


“说说看你心里有什么,”她问小姑娘。


狄亚妮犹豫地感谢自己能够在早上醒来,她的祖母最近没再疾病缠身。她并没有像遍布中央山谷地区的标语上说的那样祈求能够下雨。


天主教环境下长大的加尔维斯,已经去过很多不同的教堂。


“我喜欢听他们说的话。他们说的都是同样的话:‘如果你心诚,你的祷告就一定会传达到上帝那里,上帝会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他说,“我仍然在学习如何能真正诚心。”


五月,由于工人们开始种植和收割,休伦湖的人口瞬间增长了一倍,因此,加尔维斯成功在两周内找到了三天的工作。


全家人都靠他最近拿到的那256美元支票生活。他们储存了好几大袋豆子和大米。摩门牧师为他们带来了卖相不是那么好的纸杯蛋糕,蛋糕无法装满纸杯,上面的罐装巧克力被冻得有蛋糕的三倍高。两个朋友也为他们带来了袋装的甜面包和自家种的香菜。


加尔维斯和玛雅夫妻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在会上他们告诉孩子们,不久之后全家人可能就要搬去德克萨斯州。


然而,为了她的男朋友,十五岁的伊策尔拒绝了;为了他热爱的学校,11岁的佛朗西斯科也拒绝了。最年长的曼纽尔一言不发,只是轻轻地把自己的手放在了父亲的肩膀上。


2、旱之梦殇


刚开始,人们叫弗雷德•卢汉“农民绅士”。这个退休的理发师每天晚上都会清洗他的拖拉机,并把它停放在车库里,这对于他周围的老农来说是一种文雅的娱乐。他叫他的开心果树“宝贝们、女儿们”,并给它们起名字。


他每晚都会对妻子说:“来吧,苏珊娜,我们坐在外面喝杯酒,看看我们女儿的成长吧。”


之前他学习如何在耕种中利用边角时,把一棵树苗砍去了一部分。其他农民告诉他,这样处理过的树将无法存活。但他运用出生在印度裔区的祖父曾经教他的一种方法,用泥浆和水把树干包住,并用带子捆起来。


他给这棵树起名“幸存者”。


八年后,幸存者和其他树正准备献上第一批成熟的硕果。那是二月,这10英亩果园正吐露春天的新芽。


之后,一个来自灌溉区的人封锁了卢汉的水表。贴上一个写着“今年没有可用灌溉水”的绿色标签。破坏这个封条,会面临10000美元的罚款。


从联邦政府把内华达山脉的水资源分配给农民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央谷灌溉区第一次缺乏水源供给。这是第三个干旱的年头,却没有足够的水资源来周转。


这对整个区域来说是个打击,而对特拉贝拉,这个只由雨水和政府水渠灌溉的开心果和柑橘种植区来说,或许意味着丧钟已经鸣响。


“我怎么能干坐在这里看着所有的一切渐渐枯黄死去呢?” 68岁的卢汉问。


这还是二月,开心果树抗旱。他坚信三四月间会下雨的。


肖恩•加伊维特认为这个情况会继续恶化。这是美国垦务局宣布冬季水资源分配100多年以来最干燥的十三个月,特拉贝拉灌区的经理经历了最艰难的选择。


如果联邦政府说给予25%的配额,那么这个区域700多柑橘种植者中的大多数还能收获一轮果实,如果是10%,则至少足够让这些树存活下来,下一年再尝试结一回果。


他神思恍惚,以至因为超速被副手提醒靠边停车。


“一定是有什么表现在我的脸上——他问我发生了什么,我告诉他我们即将听到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水可用的消息。” 加伊维特说道。


他没有接到罚单,但二十分钟后,他便坐在办公室里尽力去消化比他的想象还差的消息了。


“百分之零,我们别无选择,柑橘树在七月要死了,”他说。“坚果树也会没有收成。”


农民们开始降低标准,授权加伊维特去买任何可能获得的紧急水,1200美元一英亩英尺,是往常价格的六倍。(一英亩英尺的水量可以给一英亩地灌一英尺深的水,或足够供应两个家庭一年的用水。)


“我的天,1200美元,”卢汉说。“谁有这么多钱?这些水只有大人物才用得起。”


三月倒是真下雨了——但少到几乎等于没下。


“那气味闻起来很棒,声音听起来也很美。”卢汉说。


这是他最后一次看见下雨。


卢汉在洗澡的时候用桶接住加热时流出来的水,用这些水浇灌房子边上的三棵果树,桃子,油桃和李子。他买瓶装水喝,用自来水养活他们的小花园。


当灌溉用水被切断两周后,家庭用水开始限量供应,在特拉贝拉 区居住和上学的共有6000多人,其中大多数都是移民农场工人,他们会得到饮用水——是他们通常获得的一半——和很少的工作。


“这里还有很多处境比我们更糟糕的人,” 苏珊娜说,“但是我们已经尽力计划并做好每件事。”


这对夫妇曾经住在波特维尔的一个两层楼的房子里,他们有一个游泳池和一个按摩浴缸,还有几辆新车放在车库里,他们在50周年结婚纪念日的时候去了夏威夷。


他们已经为退休攒下了一些钱,但是当他们看到弗雷德的母亲日渐衰老并面临大病威胁的时候,他们觉得储蓄还不够,他们缩建了自己在特拉贝拉的房子并投资了开心果种植园,卢汉要接受几台癌症手术,今年还有个心脏手术,他们的退休金在减少,果园就是他们收入的保障。


五月,“幸存者”和其他果树都开花了


果园看上去更像一个颇有禅意的花园,而不是一个工作中的农场。弗雷德和苏珊娜让每件事情保持纯朴——除了选择作物以外,他们自己做所有事情。


“农作是你能做的最神奇的事情,”他说,“这外面的土地很硬,你用铲子挖地都会反弹回来,但是我们把这些小树种在保护性纸板旁边。我们的孙女——她们那么小,都会每月给这些作物一茶匙肥料。”


“现在我只想看到它们能够给我们的,天哪,谁不喜欢开心果呢?”他边问边捏破一个果芽,露出会变成坚果的白色小圆荚体。


高温即将来临,在夏天,中央谷的华氏温度会上升到三位数,为了庄稼,卢汉的农场经常需要14英亩英尺的水,而他们没有。


在门廊后面,苏珊娜储存了许多冰水瓶。他们的车是分期付款的,如果必须的话,他们可以把车还给经销商。


“如果我当时知道干旱会来临,就不会放弃我的工作,”退休的健康网站管理员苏珊娜说。


弗雷德抚摸她的手说,“不,苏珊,情况不会永远这么糟的。”


他的头发擦过衣领——这对于这个前理发师来说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这周他的心脏病医生测量他的心率已达到每分钟200次以上。


弗雷德说他想了很多关于他父亲和祖父的事情。


“祖父总说如果你不善待地球,她也不会返还给你任何东西。”他说着说着开始哭泣,“我真的做错了吗?我过去从来没有考虑过节约用水。我还经常洗我的车和船还有……”


苏珊娜,他在八年级遇到的人,用温柔的声音打断了他。


“深呼吸,起来走走,一会儿再回来。”她告诉他。


在他离开后,她越过树木往外看。


“我觉得一切都不让他顺心。” 她说,“他通常不这样,这不是他。”


伊桑,弗雷德和苏珊娜4岁的孙子,从隔壁过来拜访他们,他肥胖的拉布拉多寻回犬伊万在他身旁小跑着。


苏珊娜与伊桑在靠近车库的墙上玩反弹球的游戏,球滚进果园,伊桑和伊万争相追赶它。


“无论发生什么,都是生活的一部分。”弗雷德说,“一切都会顺其自然。”


幸存者在六月枯死了。


高温缺水对受伤的树来说是巨大的存活压力。卢汉很难保住它。这似乎是个不好的预兆。


他打算在下周继续找工作,周二开始——理发店在周一关门了。


“你永远不能放弃。” 他说,“无论乞讨,借款或偷窃,我会让我的树活着。”


开车去小镇,卢汉注意到曾在特拉贝拉有一片开心果加工厂的塞顿农场种了新树种,几乎延伸到了另一个城市贝克斯菲尔德——在他看来似乎是这样。


在卢汉依旧拥有理发店的时候,其中一位顾客是当了一辈子农民的迈克•史密斯。他一直喜欢史密斯,因为他爽朗的笑容和有力的握手。


三年前,史密斯开始担任农民与塞顿农场的联络人,卢汉决定去和他谈谈。


“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卢汉说,“我认为如果他可以帮助我,他就会帮,如果他不会,他会告诉我。”


史密斯提交了卢汉的请求,塞顿 农场同意预付卢汉公司10英亩-英尺的紧急供水,在农场收获后支付这些费用就好。


“我非常高兴能够帮到弗雷德。他是个实诚人,你也许已经注意到他从不见陌生人,” 史密斯说,“但在内心深处,我知道这仅仅是应急,明年会发生什么?如果没有下雨会怎么样?小种植户可能坚持不下去了。”


史密斯的工作要求他开车从中央山谷的一端到另一端。


“我看见垂死的树,被烧毁的灌木。我告诉其他所有像弗雷德一样的人——这样的人有很多,”他说,“我害怕,真的很害怕,如果明年再不下雨的话,这整个山谷将面临与大萧条的斗争。”


但是在卢汉农场中,弗雷德再一次开心起来。


他回到果园,对他的狗大喊大叫,让它不要调皮,停止追赶校车。


“我刚从阿富汗回来的大孙子米基,我的树,我的宝贝们,都会活着。”弗雷德说,“现在我只等下雨了。”


他确信会下雨的。


3、心如地陷


在仅剩的国王河下游的小农庄里,土地已经开始下陷。


这已经是干旱的第四年了。由于农民们大规模地钻地取水,斯特拉特福德的河床两年内已经下降了一百英尺;中央山谷的部分土地也已经在一年内下降了一英尺。


七月,小镇上三个地方的水井都裂了,家里水管里流出的是黑色的泥浆和浅黄色的污水。随后,在供水管理局修理水井,在其上安装钢制套管的两个星期内,水龙头都是干的。


九月,原本总会在几周后葡萄丰收时返回斯特拉特福德学校的移工子女,再也不回来。


十月,在校门前等待领取干旱救济物品的队伍中有新面孔出现,他们排队领取一些苹果酱、西红柿罐头、花生酱和大米。


如果加利福尼亚再不下雨,或许这里的城市和郊区可以幸存于世,但花坛一定会越来越少,生菜一定会越来越贵。


然而在斯特拉特福德这个有着长久历史、甚至有已经工作了四十年老师的学校,作为咖啡馆的汽配店数量却翻倍了,尽管这些店铺名变了,特色却没有变——因为生存不是一种施舍。


因为干旱,这个小镇正在逐渐衰落。


小镇广场两边的拱桥上以彩虹的形状拼写着“S-T-R-A-T-F-O-R-D”这几个字母。几年前这儿有一个显示当地人口数量的标志,不过因为人们质疑上面数字的准确性,所以就换掉了。现在这里只剩下大概900个人了。


在曾经辉煌的日子里,这些拱桥是中央山谷的居民驾车开往皮斯莫海滩度假时去汉堡店和加油站的必经之路,不过这些都已经成了过去。


“从来没发生过这样的事,”乔什•奥顿说。他是一个农具店的店主,小店是他的曾曾祖父在1906年开的。“这一切仅仅是因为没有水。”


在相隔两户的哈丁杂货店里,店铺里的存货都变成了收银机旁的一堆堆薯条、饮料、烟和验孕棒。


顾客们常常拉开门,进入到昏暗的小店中,望着空空如也的货架,站在门口的大钟边大声冲店主叫:“嗨嗨,肯尼。”又或是“好么,肯尼”。


“好呀,加奈尔”或是“你好,哥们!”这位也门籍的店主总是用带着西班牙口音的懒散声调回答,眼睛仿佛是累得抬也不抬一下。


他叫莫哈莫德•阿尔黑米,24年来镇上的人都叫他肯尼,24年前,他从哈丁先生的手里把小店盘了过来。哈丁仍然住在杂货店后面的活动房屋里。肯尼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叫我肯尼,或许叫起来比较容易?”


杂货店每天早上八点开门,晚上十点关门。如果阿尔黑米确实有些累了,他也会早半个小时回家。但是周围的人们总会时不时地来敲他的门,“肯尼,你能不能出来一下?我们需要买瓶奶。”对此,他从来不介意,因为他喜欢这种被需要的感觉。“我是真心喜欢这个小镇,在这里,我认识那么多人那么多家。”他说。


一个客人把两包热狗面包和一卷纸巾放在了柜台上。“嗨,肯尼,我可不可以周五之后再来给钱?”他压低声音问。


阿尔黑米点了点头,可是他的心却一沉:这是一位以前从来没有赊过账的客人。


本周他收到了29张借据,在两个被撕开的烟盒背面,他写下了其中一个顾客的资金往来情况:本来欠了34美元,后来付了12美元,之后又欠了8美元。


“如果拒绝他们,我会很难受。我总是想到他们的孩子们,”阿尔黑米说。他自己也是五个孩子的父亲。“他们没有钱,我也没有钱。我们都在努力熬过这段困难时期,一点一点地熬过去。”


当他必须出去做一些需要跑腿的事时,达莲娜•莱西会帮他看铺。自从十三年前丈夫过世之后,她就一直在这里帮忙。


阿尔黑米非常为她担心。


“我想当顾客们没钱付款的时候,她总是从自己口袋里掏出钱放到收款机里,”他说。“她那么善良,可是她的钱太少了。”


阿尔黑米去银行的那天下午,莱西把两瓶苏打水给了一对请求赊账的老夫妇,然后她自己在收银机里塞入了两美元。“肯尼现也很为难,”她说,“但是天啊,我们整个小镇都需要他。”


在杂货店隔壁的邮局,有一堆贴着封条的箱子,那是一些已经搬走或是没有付账的家庭放在这里的。


邮局里唯一的员工,瑞克•金博尔,恪职尽责地确保还住在镇上的居民们能够正常收寄信件。同时,尽管不符合规定,他还是破例通融好好地保管着那些箱子。“他们(箱子的主人们)为了挺过难关,都在拼了命工作。这点事我至少还是可以为他们做到的。”


他喜欢通过信件来了解一个人:“汉密尔顿一家?他们都是好人,家里女性的名都以‘S’打头,男性都叫托尼。”


36岁的约翰尼•卡尔代拉,取完包裹后,把手肘靠在柜台上和金博尔聊会儿天。


“我现在逐渐觉得自己像个酒保,”金博尔对他说。他之前是一个假释官,还当过卡车司机。


“你这儿现在就是一个聚会点儿,”卡尔代拉说。“现在已经没剩下什么其他能聚会的地方了。”


卡尔代拉之前在斯特拉特福德学校学习,大部分和他一起在八年级毕业的同学都仍然还在这个镇上。


“阿德里安教四年级,丹尼在后备队。梅耶斯兄弟俩——乔治和查理在农场工作,”他说,“他们的祖父老梅耶斯先生刚刚去世,我觉得他已经有100岁了吧。亨利先生也刚离世不久。”


自卡尔代拉从伊战战场返回后,他读七年级时的老师威廉姆•亨利,一直劝说他去上大学。本月这个大学毕业生参加了教师资格证的考试,他打算在斯特拉特福德教书,像曾经那个督促自己继续读书的老师一样。


“亨利先生在没当老师之前,曾经加入过海军。因为他和我经历过同样的事,所以当我回来之后,我可以跟他很好地进行交流。”


“起初他总是说,‘最近怎么样,什么时候回学校?’后来有一天他走进来,甩下一份入学申请,说‘做好在学校里等我踢你屁股的准备吧’我是把他的话简短了说的。众人皆知亨利先生非常能说。”


每到春天,七年级和八年级的学生仍会在五月花柱旁舞蹈,在充满葡萄牙风情的宴会厅里,会有一场节日般的庆祝活动。


乔什的爸爸大卫•奥顿告诉我们,最有看点的要数宪法日的游行活动。

一些农民用平板货车拉着幼儿园的孩子们,奥顿一家人开着拖拉机加入,斯特拉特福德学校的校长比尔•比尔博骑着他的摩托车——这是拥挤人群中的最佳选择。


“游行队伍中的人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大概只有20人是真正在观看游行,”奥顿的身体因大笑而不断晃动:“明年我们仍会继续游行,我们会通过这种方式让这个小镇延续下去。”


由于被铁路大亨无情地赶出了位于勒莫尔的土地,十九世纪初奥顿家族就来到了斯特拉特福德的农场。


当时他们的农场位于图莱里湖畔的边上——“那个曾经是湖的地方”。它曾是密西西比西岸最大的淡水湖,能有塔霍湖湖的四倍半大。但后来,流入这个湖的四斯叶拉河——国王河、克恩河、卡维亚河和图勒河——都被拦截了,河水被引流,被那些有钱有势的地主们霸占并且交易。从那之后,大雾从那块土地上升起,铺天盖地的雾气覆盖了整片中央山谷:这一切被看成一个古老的印第安诅咒——被偷走的水永远都将环绕着这块土地。


然而,干旱却正在影响这看似永恒的诅咒:雾在一年年减少。农民们担心会因此损害喜潮、贵重的坚果作物,所以他们连忙重新做出了选择:在田里种上了苜蓿、西红柿和棉花。


奥顿家仍在种植中耕作物,但他们只利用了约五分之一的土地。现在,随着两口井的干涸,他们再也没有水来浇灌自己的作物。“我们在种植‘泥土’,”大卫•奥顿说,“它可是目前这里最流行的庄稼了。”


一个周三的早上,晨光熹微,阿廖沙•莱蒙斯和她62岁的丈夫JD端着一盘新鲜出炉的巧克力曲奇饼,走向了汽车配件商店。


很早之前,小镇上所有的咖啡馆就都没了。克里斯•罗德里格斯总是在自己家店里放一壶咖啡。每周三阿廖沙和JD都会拿来一些曲奇饼,比如上礼拜的玉米味饼干。


这对夫妻坐在一张配有花式图案餐椅的长桌边,不少街坊早已经坐好了,几个农民正在阅读华尔街日报。当阅读本地报纸上高校足球赛的结果时,67岁的迪克•牛顿总是要伸直自己的长腿。


牛顿的家族是本地的大家族之一:这是因为他母亲一系早在1905年就来到了这里,而父亲的家族则是在1911年来的。他很喜欢聊过去的时光:那是一段可以和哥哥一起在国王河上滑冰的日子——国王河曾有很多水。在遥远的河岸那边,牛顿的哥哥还射到过莱蒙斯家养的一只鸡:那支箭刚好穿过鸡脖子,带着它飞到了前面的门廊。


“你还记得吗?”牛顿问道。


“哈哈,当然,”阿廖沙•莱蒙斯答道,“当时我听到了动静,走到门边时,那只鸡正好落到了我的脚边,于是我就把它做成了晚饭。”


曾射中莱蒙斯家鸡的牛顿的哥哥,现今正在华盛顿的奥卡斯岛上种植大麻,那里种植这种作物是合法的。


牛顿收到一个农民寄来的信,信里说他种的70%的开心果都是空的——里面没有果实。无人知晓到底是为何如此,但当雪花不再飘洒,雨滴不再下落,甚至连雾都变得稀薄的时候,一切都开始每况愈下。


在广场的另一边,阿尔黑米打开杂货店的门,开始新一天的营业。三年前,他曾经在这后面开了一家熟食店,那些在田间工作的工人们每天两餐都会排着队来光顾。而现在,他却“负债累累”。


上个礼拜,一个农民把手放他肩上,真诚地说:“肯尼,当天下雨时,钱就会回来了。”


“我每天都在祈祷水能够再回来这里,”他说。“我真的不想离开这里。”


他总是坐在商店门口的牛奶箱上。在一个碧空万里的晴日,莱西也拉出一个箱子,和他一道坐下。


4、慷慨之井


如果一个91岁老人的脾气暴躁,且又活得几乎比这片土地上其他任何人都久时,他往往是不愿意和人交心的。


因此,在他的新邻居开始在极其干旱的土地上打井,用以浇灌喜水的扁桃树果园时,詹姆斯•特纳匆匆赶来。


“你打算打多深?”他问道。


“五百英尺”,达温德尔•辛格回答说。


“我的井是300英尺。哎呀!你在抢走我的水!”


那是个温暖的冬日,温和而幽默的辛格并没有回应他。然而他瞬间就喜欢上这个凶悍的老人。


特纳让他想起了自己远在印度的父亲——父亲曾是一位警官,现在已经85岁。他坚定地拒绝任何贿赂,因而在这个腐败盛行的地区,他的家庭清贫依旧。


如今在加州的扁桃树热潮里,辛格追逐着发财梦。


马德拉乡间公路的名字都是数字甚至是分数:19大道、19½大道、20大道等等。往来其间,你会发现,坚果林越来越多,水井则逐渐干枯。农民们在把巨额赌注押在这种需要大量灌溉的作物上。


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完全不理会旱灾,相反,旱灾正是他们做出如此选择的原因:如果旱灾持续下去,扁桃树或许将成为加州唯一可以盈利的作物。


特纳认为人们购买大片土地去种植扁桃树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行为,其中一些人甚至会投资给那些从没碰过农活的基金经理。


“看到了吗?因为你泵水,土地就会龟裂。现在如果不下雨,所有本该有流水的地方,就会再也见不到水迹。”他说道。


“我这辈子都记不清见过多少蠢事了。但是我们这是打算把地球抽干榨尽吗?我们明显是在自取灭亡。”


特纳女儿罗娜,从出生至今仍被他称为“Lil Bit”。整个夏天,她都夜不能寐。


“我每晚都能听见戴夫的水泵一直在响。”她说。


她在乔齐拉女子监狱做会计,每次开车上班或去拜访住在法耶迈德的姨母泽尔玛时,她总会目瞪口呆地发现土地的巨变。


“之前这里只种植着葡萄藤和棉花田,田里还有小动物吃草。可一夜之间,除了坚果林以外,什么都没了。”她说道。


罗娜的姨母泽尔玛•贝克目前91岁,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尘暴干旱时期的迁徙中来到加州的。


贝克说:“我对尘暴干旱一无所知。但我确知我们在1936年4月7日离开了俄克拉荷马州的俄克马镇,于10月20日抵达加州。”


特纳家族是佃农出身,十年前从俄克拉荷马州搬到中央山谷。当时特纳只有三岁,不过他仍然有着浓重的地方口音,听起来和那些从小生长在中央山谷的人一样。


结婚那年,他买下了这片农场,并在七年内还清了贷款——拖欠债务不是他的习惯。20英亩的棉花和苜蓿无法让他养活五个孩子,所以他只好当建筑工人,同时种植葡萄和果树。


四月下旬,特纳的井开始干涸。街对面的邻居是个养蜂人,他的水也用完了。


“他告诉我,‘詹姆斯, 我们正再次面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尘暴干旱。’”


特纳用卡车运回来水。女儿罗娜则尽可能快地清洗餐具,并让她十五岁的儿子特拉文把洗澡时间控制在四分钟。


2008年,特纳的妻子欧内斯廷离世之后,女儿和孙子就搬来和他住在了一起。


“直至我的妻子去世,我们已经结婚60年了。“他说,”我们从来都没争吵过。她是个好妻子,帮了我太多。“


有一天,他说到了妻子欧内斯廷,当时他正一边用手推车搬运木材到他的1955式拖拉机,一边听着状似古董的晶体管收音机的新闻频道。但当话题转到了弗格森骚乱中一个手无寸铁的黑人男孩死于警察之手时,作为黑人的特纳关掉了收音机。


欧内斯廷曾帮他抚平容易愤怒的心,这是她帮助他的事情之一。


他曾经是二战中被派遣到太平洋战区的士兵,当火车停在德克萨斯州站时,他下车去买了一个汉堡。


“我是一个整洁严谨的人,相信自己的衣着应该是得体的,”他说,“在我左肩上有一块狙击训练留下的疤痕。我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一个穿着脏衬衫的人盯着我说,‘你要是想吃东西,就自己去那儿拿。’他指着角落说,‘黑鬼,在那儿。’那时我穿着美军制服,或许可能为他战死沙场,可是他甚至不愿意卖给我一个汉堡包。 ”


特纳说如果当时他拿着步枪,肯定会一枪射死这个人。他从来没动摇过这个想法,直到有一天把它告诉了欧内斯廷。


“她不是那种任由别人欺负的人,但是她能够让人走出过去向前看。”他说,“我很想她。”


突然间,他注意到了周围有一只撒欢奔跑的毛毛狗。


“我从来都不喜欢狗。”他说。


“Lil Bit和T.夜里会偷偷地把它弄到家里来。他们以为我不知道。瞧瞧,我老了么?他们以为我傻呢,但其实我什么都知道。”他说。


特纳不记得有比今年更炎热的时候,最后它成为加州有史以来最热的年份。


长在他田地边上的葡萄藤的叶子已经黑而卷曲,但在某种程度上,炎热天气会让这些汤普森葡萄味道更好。他拜托辛格帮自己照料,辛格答应了。


辛格的妻子布林德为特纳端上了芳香清甜的印度奶茶,可他拒绝了:他总觉得在夏天喝热茶很奇怪。


每过几个星期他都会花大概400美元买水运到家里,然后让送水工装满一个2500加仑的水箱,再一点一点把水洒在花园里。


特纳最喜欢他的玫瑰花丛了。


1979年他正在治疗心脏病,欧内斯廷从杂货店买了一朵红玫瑰送给他。


“我躺在病床上看着这支玫瑰,自言自语道,‘天啊,这玫瑰真是太美了。’这让我更加爱我的妻子了。我对自己说,‘如果我能出院,我一定要给自己种一片玫瑰园。’”


七月,他的玫瑰园枯萎了,几乎没有盛开的花,但它们还活着。


在扁桃树树林里,当坚果果荚成熟迸裂的时候,收获就开始了。在二月初,还没等到人们开始思念鲜花,淡粉浅白的花朵就已经如云似海。在这异常炎热的春夏,到处都是农民们运转的水泵。


从专业角度讲,扁桃仁被认为是抗衰老坚果中的佼佼者——扁桃仁堪称世界末日最后的食物。如果农耕区土地的含水量持续下降,又或是食物供应紧张,它们将比肉类奶类更能补充人体所需的蛋白质。


即使是在低产量的贫瘠土地上,扁桃仁的价格也卖到了大约4美元一磅或者120000美元一英亩。


“所有事都会好起来的——除了地下水位。” 辛格说。


七月末,炎热持续,特纳决定停止灌溉。


天没有任何要下雨的迹象。有相当多的人等着借他的井钻,因此在十二月之前,他都别想再靠近那些从四月就无法出水的井了。


特纳要去新奥尔良参加家族聚会。他走后,辛格看向隔壁,可所见皆是枯萎的葡萄藤蔓和灰棕色的灌木丛。


“那边怎么回事儿?”他询问自己的工人们。他们说这家人已经离开了好几个星期,家里的井都已经干了。


于是,辛格停下果园的工作,把一根管子接到自家的水井中,引水去灌溉特纳家的作物。


特纳回家后,辛格叮嘱他以后家里没水的时候一定要说一声。既然他们是邻居,他就应该每隔几个星期为特纳装满水罐。


不过,这种示好并没有减少特纳对他不时的指责。


十月,辛格邀请特纳一起去家得宝(美国家居连锁店),特纳发现他可以在购买某些农场设备时享受3000美元的军人优惠折扣。


“为什么让我这么晚出来,我从不在天黑之后出去。我现在感冒了。”辛格又来看他,不过这次,隔着关闭的纱门,特纳语气严厉地责备了他。辛格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在责备声中偷偷地笑了。


其实他们对彼此并不是特别了解。


辛格并不知道,特纳的子女们曾劝说他使用反向抵押贷款,这样他和欧内斯廷就能够在晚年出去旅游。然而现实是,以前这些钱被用于支付欧内斯廷的医疗费;而现在,则是用于水井。


同样的,特纳也不知道辛格曾经为他人开卡车,然后才买了自己的卡车。时光飞逝,他这么多年的劳作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让一家人能生活在大大的农场中。他的妻子在印度就是这么长大的。


至于辛格为什么要给特纳送水,以及特纳如何看待这位送水的邻居,他们心照不宣地给出了相同的答案。


“他是一个好人。”


空气闻起来似乎是要下雨——一种甜美而充满泥土气息的芳香从土地上弥漫开来。清新的微风开始吹拂。


十二月的一天,辛格一家人和工人们坐在屋外,一边喝着奶茶,一边看着果树林。不到一年,这些果树已经由柔嫩弱小的树苗坚忍地长到比人都还高了。


特纳通过自家餐厅的窗户注视着他们。


“他们的果树的确看起来很棒,绿油油的,长得结实又笔直,”他说,“今天也很适宜喝热茶。”


一两场暴雨不足以消减旱情。根据大部分测量显示,接下来的六个月,每三天都会有一场大雨,这将会为加州水库提供充足的水源。在庞大的灌溉系统开始运输水源之前,大雪将会覆盖斯叶拉山脉,闪亮的白色光芒将会照进春天。


加州最近首次通过立法来管理地下水资源,但是特纳表示自己不会因为这条法律而开始大量储水。这条法律直到2040年才会生效。


尽管只把辛格给他的水用于生活必需品,他还是觉得不太好。他花园里有一棵幸存的橘子树,但是它也只能艰难地存活。他想念这棵橘子树往年这个时候的样子。那时候,它果实累累,像圣诞树的彩灯一样闪耀。


他曾确信自己最喜爱的玫瑰丛已经死了。它们曾经生长在信箱的旁边,绽放出硕大的红色花朵,就如同他的妻子欧内斯廷送给他的那朵红玫瑰一般。


但是他也注意到,枯萎的玫瑰丛下显露出的一点点绿意。一月是修剪玫瑰的最佳月份,他打算读一读报纸的园艺专栏。在即将到来的新一年里,他打算好好地修剪玫瑰丛:或许这丛红玫瑰会复苏,重新生长开花。


5、水镇之梦


一位老奶奶穿着盛装坐在一所墙皮已经脱落的屋子旁边,她的罐装冰红茶放在一个坏了的洗衣机上面。她已经四个月没有自来水用了。


一条不起眼的土路上,一个70岁的老妇人挪动着一个5加仑的桶。经过化疗的她非常瘦弱,她的自来水在三个月前断了。


在一所小学,一名厨师说所有学生都是浑身脏兮兮地走进学校。


分散在图莱里县的社区是这次加州暴旱受灾最严重的地方。7300人中大约有1000人停了自来水。


在唐娜•约翰逊统计以前,很少有人知道这一情况。


在温度高达华氏106度的一周里,约翰逊开着她的紫色PT巡洋舰经过一个 “担心有狗”的标志,上方是一条长长的废弃道路。她发现在一些建筑后面隐藏着移动房屋。她向新认识的邻居询问:“你好,你有水吗?”


一次又一次,得到的回答总是没有 。


六月份约翰逊的水井干涸时,她与她的丈夫霍华德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经历一场更大的灾难。


“新闻上说整个加州都干枯了,但是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情况有多严重”。约翰逊说。


在人们停下来购买冰镇苏打水的当地加油站,约翰逊听到了一些对话。 “全都是‘该死的水井都干了。’”她说。


之前没有任何公共机构追踪相关数据,加州是唯一一个没有系统管理地下水的西部州,包括大约60万口私人及家用水井,它们主要分布在中央谷这样的偏远地区。这里的地下水水位已经骤降了60英尺,有些地方下降的更多,更有成千上万的水井即将干涸。


七月,约翰逊决定整理一个东波特维尔地区缺水人员的名单。她觉得只要她是这儿的一份子,就应该给他们送水。


一天《波特维尔记录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说约翰逊正将瓶装水送给受干旱影响的人,文章同时也留下了她的电话及住址。报道后的第二天约翰逊家的油布车库里就堆满了人们送来的塑料瓶子。


约翰逊让她19岁的前邻居马特•罗格斯帮忙运送这些水。缺水的人们电话一通接一通,就像人们捐赠的瓶子一样,源源不断。


罗格斯说:“有时候人们会半夜打电话来说他们家完全没水了,我们就要立即给他们送一些水去。有时候我会告诉人们送水对于72岁的老妇人来说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但这个时候唐娜就会生气,并让我不要跟别人提她的年纪。”


尽管如此,约翰逊还是被不断增加的需水量和永无止境的送水给压垮了。她说:“我有时半夜回到家,担忧这些人该怎么办,他们会用因为缺水而垂死,然后离开人世,一想到这里我就止不住哭。”


几个月来,数十人呼吁县里,隔壁城市波特维尔和当地的水源管理处上报水井干涸的问题,但得到的回复总是一样的:该机构不对私人区域内的水井负责。


但是官员们并没有意识到有多少人已经陷入绝望。上个月,志愿者、消防队员和县工将三个月的紧急供水发放到300个家庭。


在东波特维尔消防站前,有一个装满水的储水罐,里面的水来自城市消防栓。居民可以用这些水洗澡和冲厕所。上面用英语和西班牙语警告道:“不要饮用”。


非盈利机构开始协调捐款、捐物及运送。约翰逊不再独自奋斗。但她没有停止每天为水奔波。


“他们在县应急服务中心工作,拼了老命”,约翰逊说道,“但你得明白在东波特维尔这样的地方,不是每个人都会去做文书工作,有些人是很难找到的。”


在炎热得像烤炉的一天,约翰逊和罗格斯正在搬运压缩包装的水瓶,约翰逊拉低她蕾丝边的牛仔帽。她的太阳镜有斑马条纹,镶着水钻。她的衬衫上有一只大象,另一只吊在她的后视镜上。“这周是大象,下周可能是天使或马。”她说道。她对男人曾经十分善变薄情,直到她嫁给了霍华德,一个喜欢待在幕后的理疗师。他们都喜欢马,20年前买了一个东波特维尔远离城市的马厩。


“难道你不知道大家说,如果你住在城市的东边,你就什么都不是吗?” 罗格斯问约翰逊道。“没有人一文不名。”约翰逊回答他。


在一个像干草堆一样发白粗糙的草坪上,9岁的德斯蒂妮•伽利略试图去够到大车的轮子,她的祖父,粉刷匠洛儿•伽利略正看着她。“你好,你有水吗?”约翰逊问他,一边停进他们的车道上。“有一些”,他回答道,“但如果两个人都洗个澡,就用完了。”


八个人住在这间整洁的屋子里。德斯蒂妮的妈妈——维罗妮卡•伽利略,拿着一个天竺葵小壶从走廊出来。


“谢谢你给我们这些水。我们不知道该到哪去。我们很感激。”她一遍说着,一边抚顺她女儿的头发。


另一个街区,84岁的老人曼纽尔•多明戈斯并没有立刻应门。


“他没事吧?他很老了,总是在家。”约翰逊说道,接着来了声“哟嘿!”


多明戈斯从后院的角落里走出来,刚才他在那修理井泵。


多明戈斯的女朋友——65岁的葛洛莉亚•阿科斯塔拿着一小瓶水从马路走来,告诉我们,“他仍然不愿相信地下已经没有水了。”


她曾经每天从波特维尔的家带三加仑饮用水过来,但被她的房东发现并制止了。房东生怕她这么做会大大增加水费。现在她已经买了三箱共24瓶水,折后价一共7.98美元。


“还得加上2.38美元油钱。”她说。当你依靠社会保障和照看小孩的收入过活,你就会关注那些东西。约翰逊又加了24瓶水。


多明戈斯的女儿安吉•努那格雷走出门,拿着五加仑的水去洗碗碟。她每天都打扫她父亲的屋子,确保没有弄乱老多明戈斯成堆的书、角落里的来福枪或者他收藏了一整面墙的剪刀——因为一个男人有再多的剪刀也不会嫌多。


她说:“我会清扫灰尘,但没有水根本没法真的打扫干净。”


多明戈斯拿出一把老旧的吉他,弹唱起了墨西哥华尔兹。阿科斯塔翻了个白眼。


“她认为我是疯子,但她爱我。” 多明戈斯说。


一条泥泞的路上,走来一位拿着长笛盒子的少女,带一只没有戴项圈的狗散步,脚边扬起灰尘。一个男人在一桶水里洗手。部分足够幸运的土地因为有些地下水而拥有绿草地。


70岁的马塞勒•拉米雷斯听见了约翰逊汽车的声音,于是带着一个古老的手推车在她的拖车旁等候。花朵从连着的篱笆顶上生长萌芽。一面美国国旗垂搭在车库旁随风摆动。一个小许愿池已经干了,沾满泥尘。


约翰逊对拉米雷斯说:“马特可以把这个搬进去。”


她同意了,但强调自己强壮得足以独自搬运这些水,如果必要的话。她说她是个幸运的女人。去年过的十分艰难,她哥哥去世了,她在和癌症斗争,井水在六月就干涸。但她现在感觉很健康,头发又长出来了,何况看她漂亮的多功能越野车!


“我没有去过学校或者其他学习的地方,但我拥有一辆车也有驾驶证。” 拉米雷斯说,“我能做好生意,尽管我不识字也不会写。”


约翰逊扬起眉毛。


“马塞勒,你有政府发放的那些运送水的表格吗?你需要帮忙填写吗?”


在马塞勒的车旁他们不知道要检查哪个箱子。


“你是多元族裔吗?”约翰逊问。


“多元什么?”拉米雷斯说,“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回到路上,约翰逊想起上次她看见雨的时候。


“那是好几个月前,我在我过去种薰衣草和许多其他花的地方。我看着雨滴落地前就蒸发掉。”


在小镇的主路上,一位妈妈用她的衣服给6岁的女儿洗澡,用一个蓝色的塑料袋装着不可饮用的水。那个小女孩咯咯笑着,把头埋进水里,洗掉头上的洗发露。


附近有一棵树在热腾腾的空气中摇晃摆动。梯子指向一个地方,那儿曾经放着辆拖车,直到那口井完全干涸,又一个家庭离开去寻找水源。



文章来源:“传媒狐”微信公号,“土壤观察”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联系“传媒狐”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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