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看看粮食安全的问题。
1.由来已久的话题
中国稻米的镉污染由来已久。早在1974年，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原森林土壤研究所）对沈阳市张士灌区的调查表明，由于灌区利用含镉工业污水灌田，污染面积达2800公顷，土壤含镉量为5-10mg/kg，而稻米含镉0.4-1.0mg/kg，最高达2.6mg/kg。
在1980-1990年代，一些污染矿区如阳朔铅锌矿、大余的铅锌矿、安化715矿、大宝山矿区以及一些冶炼厂如温州冶炼厂等的污染调查和人体健康效应评估都得到了较多的报道，但大多在国内外的科研文章上，很少引起公众和政府的关注。
2011年2月《新世纪》周刊刊发《镉米杀机》的专题报道使大米的镉安全迅速进入公众视野。文章回顾了2002年农业部稻米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对全国市场稻米进行安全性抽检结果(稻米中超标最严重的重金属是铅，超标率28.4%，其次就是镉，超标率10.3%)以及2007年南京农业大学在不同地区的采样分析结果（10%的大米样品镉超标）。
2.镉大米：今年的重磅话题（注：今年是指2013年）
今年2月27日，南方日报曾刊发题为《湖南问题大米流向广东餐桌？》再次挑动了2011年的《镉米杀机》制造的紧张神经。其中曝出的早在2009年就开始的大米“罗生门”事件，让大米超标及其安全问题引起整个社会的疑虑。
在对当时镉大米的来龙去脉争论间，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引爆了另一个响雷：其对第一季度餐饮食品共抽检18个批次大米，发现44.4%的大米及米制品抽检产品镉超标。随后广东方面主动开展大米质量安全摸查工作，全面检测了省内大米的镉超标情况（10地市抽检镉大米发现120批次），并公布了名单。湖南稻米镉污染突出的事实浮出水面，攸县迅速成为此次镉大米事件的焦点地区。
6月，“镉米”话题伴随着梅雨季节而慢慢回落，但到了火热的7月，在广东省全国人大代表土壤重金属污染专题调研中，韶关市农业局副局长陈少梦“镉超标大米不是毒大米，吃一两年没问题” 的雷语再次引发社会广泛热议。作为一个在一个国家指定的138个农业重点污染区负责农业生产的副局长，陈的发言招致了来自舆论的广泛关注。
3.镉大米，此后话更多
1978年11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签下“生死状”，将村内土地分开承包，开创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河，而1980年8月，深圳由一个小山村变成了经济特区,开启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序幕。
30年来，无疑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火车头，GDP增长一直持续在两位数以上。中国用过去60年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近300年工业化和财富创造历程！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极大地激发了农业生产，至今创造了“九连增”的奇迹。但深层思考下，其实也不难发现这一奇迹与集约化生产、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的大量施用、杂交水稻的推广分不开。
“用7%的耕地温饱了22%的人口”是在大量的农资产品投入、集约化生产下达到的，而在此期间，土壤没有得到相应的培育和保护，这种掠夺式生产已经使得土壤不堪重负，土壤有机质降低且劣质化，土壤酸化……导致了土壤退化。简言之，“土地生病了”。
30多年来，中国跃升为世界工厂，但同时走上了先发展后治理的老牌经济发达国家的老路，大气、水等污染严重，目前中国已经是汞、铅、镉、砷、铬等最大的生产、应用和排放国。所有的污染排放物80%都归入了土壤，同时工业活动导致的酸雨也在作用于土壤。简言之，“土地污染了”。
“土壤生病”加上“土壤污染”，于是，越来越多的镉米出现了。
镉大米的产生其实不是单因素的结果，镉大米的产生要从土壤－镉－水稻整个生产体系来理解，是镉的特性、土壤污染、土壤退化、水稻品种特性综合作用的结果（这将在下一部分中详细讨论）。
土壤是个“活”的有机体，是个生态系统，土壤的退化和土壤的污染是个长时间作用的结果。同样地，要改良土壤、清除污染，恢复土壤污染健康，实现土壤的生态安全也需要漫长的努力和投入。
因此，镉大米将是个沉重而漫长的话题。
充满焦虑的健康影响
一般民众对重金属的毒杀作用是有些了解的。如从历史小说中知道古代宫廷的砒霜杀人案件，中医用朱砂(汞)治病，雄黄酒含有砒霜等。前者是在大剂量下实现的，后者从现代环境医学看来应该很不科学，也是偶尔用之。但大米是国人主食，三餐要吃，面对着其含重金属超标的报道，人们充满焦虑。
谈金色变！“重金属致癌！”这是多数人对重金属充满恐惧的主要原因，这种对重金属毒性的单一朴素的认识造成对重金属污染粮食分化成两种人。一种则极为紧张，视日常的粮食为毒物；另一种人则泰然处之；而还有一种人，如韶关农业局陈副局长。则是另外一个想法：“镉超标大米不是毒大米，吃一两年没问题”。因为大家都在吃米，但周边没有吃死的案例。
正确对待镉大米需要科学精神，需要一些基本知识。
1.重金属在食品中是个客观存在。
应该认识到重金属在自然界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微量元素，而微量重金属包括镉通过各种食物进入食物链也是一个客观事实，只是在食品中的极微量的重金属一般不会造成对人体的伤害。
必须指出的是各种重金属在体内的积累部位不尽相同，半衰期不同。重金属的毒性还涉及到重金属的存在形态等等。美国著名土壤环境学家R.Chaney提出“土壤-植物屏障(Soil-Plant Barrier)”一词，将重金属在土壤-植物关系上分为4组，其中镉是在对植物进行毒害前植物中的含量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影响的少量元素之一。
2.镉在体内有漫长的半衰期
科学家的估算是通过饮食进入肠道的镉大体上92%～98%（平均95%）会通过粪便直接排出，而约5%则会吸收到体内，当然吸收率因食品的组成、人体的年龄以及体内的营养状况（尤其是铁的含量）而变化。镉一旦通过吸收进入体内，则很难通过尿液等排出，其排出速率约为十万分之五，因此体内的镉的半衰期（减少一半）需要17-38年的时间，可以说，一旦进入体内，镉至少伴随大半生。
3.一生摄取的镉不要超过2克
由于很少会通过脐带传给胎儿，因此婴儿体内几乎不含镉。肾是镉的靶器官，人体吸收的镉1/3会积累在肾脏中，1/4在肝脏中。不管男女，当人体的镉积累达到2克时，至少5%的人的beta-微球蛋白(beta-2M)会超过1000mg/g肌酸酐以上,尿镉超过10mg/g肌酸酐,此时有可能成为痛痛病患者（图2），反推算过来，相当于50年间每日镉摄取量110mg。当日摄取量为50mg时，肾皮质镉可以达到50ppm,尿中镉可以达到2.5mg/g肌酸酐,会有4%以上的人肾功能不全，随后持续的镉摄取将导致死亡率增加（图2）。
4.关注长期低剂量的累积风险
重金属超标的食品的食用并不会立即导致人体的健康损害，但长期的、哪怕是低剂量的摄取将会导致人体健康损害，如以低分子蛋白尿产生为特征的肾功能不全。在当前安全粮食和污染粮食没有得到监控和分流的情况下，一般公众面临着这一长期低剂量的累积风险。
中国很多建国初期就开发的有色重金属矿区附近的居民就存在镉污染的负面健康效应，也有报道估计，一些工业发达的省份的居民如广东的镉摄取量已经接近甚至超过FAO/WHO规定的7μg/kg体重/周这一数值，而且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数值是1989年规定的，虽然在2010年6月的会议上仍然维持这一数值，但在同年3年欧洲食品安全机关EFSA评价镉的安全摄取量应该改为2.5μg/kg体重/周。从文献报道知，中国居民的镉摄取量不断攀升，低剂量长期的镉摄取所带来的人体健康效应是媒体、政府、科学家更关注的问题。
今天暂且介绍一下大概情况，敬请读者朋友继续关注笔者在《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的文章。我们将具体探讨中国粮食的重金属安全、镉大米的产生及其健康评估、治理方略、政策和展望。■
（作者陈能场系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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