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余年来，阿维寨的村民蔡大爷一直饱受“风湿病”之苦。夜里，他时常会被疼醒。和本村其他“风湿病”患者一样，刚满60岁的蔡大爷的肩部、手臂、腰部、腿和膝盖等都有明显的疼痛症状。
阿维寨村坐落在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的妈姑镇深山中，蔡大爷一出生就一直生活在阿维寨。自家种植的土豆和玉米，一直是他的主食来源。科学研究证明，这些食物已被镉等重金属严重污染数十年。
根据贵州省环境科学研究设计院李梅等人2007年的研究，阿维寨土豆中的镉含量为每克0.136微克，玉米中的镉含量为每克0.177微克，主要食物的平均含镉量水平更高达每克0.28微克。国家《食品镉含量卫生标准》的最高允许值仅为每克0.05微克。
蔡大爷告诉财新记者，他家目前种植土豆、玉米等作物的耕地，都曾是以前“土法炼锌”的焙烧场地。上世纪80年代，阿维寨兴起“土法炼锌”，仅在阿维寨下寨的两三百亩土地中，就有上百座焙烧炉。
财新记者了解到，仅在阿维寨，100余户村民的200余亩耕就几乎全被重金属污染。而在妈姑全镇，2.55万亩耕地中，仅直接作为炼锌场地和矿渣堆放地的就有1200多亩，虽然受其污染的耕地比例当地拒绝透露，但从土壤污染主要通过水流达成的逻辑，其规模显然不在少数。
贵州省环境科学研究设计院学者岳佳等2009年在妈姑镇采集158个土壤样本，结果全部被重度污染，158个土壤样本平均镉含量为每千克12.4毫克，超过国家规定的三级土壤标准最高限值11倍之多。
赫章县被誉为“贵州屋脊”，境内高山连亘，平均海拔近2000米。由于地形险峻、交通闭塞，赫章县多年来深陷贫困。
但赫章县境内蕴藏着33种金属和非金属矿，储量大、品位高的有13种。其中煤的远景储量约40亿吨，铁矿石的远景储量4.05亿吨，占贵州省已探明储量的40%，铅锌矿储量居贵州之首，锗金属储量居亚洲第一。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地开始将有色金属冶炼作为经济发展重心。
上世纪50年代“三线建设”启动之后，地处西南的贵州成为工业发展的重点地区，中央政府开始在赫章县妈姑镇等地布局煤矿和铅锌矿等产业。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当地以“发展乡镇企业”为口号，大力倡导“土法炼锌”，到上世纪90年代，人口不到4万的妈姑镇，年产粗锌1.8万吨，产值高达4亿多元，妈姑镇成为赫章县的第一镇，成为毕节地区乃至贵州省发展乡镇企业的模范典型，而赫章县全县的粗锌产量也进入全国前五位，一度占全国的六分之一左右。
“土法炼锌”的马槽炉遍布妈姑全镇，326国道旁边的马槽炉到夜晚往往还在燃烧，被过往者称为“鬼火”。
有色金属冶炼和煤炭开采，成为妈姑经济的惟一支柱。与此同时，妈姑镇面临严重的生态破坏。阿维寨等“土法炼锌”点，终年浓烟蔽日，草木都被熏黑，桃树、梨树等果树也都不结果。因为土壤和草都受到污染，许多小牲畜和家禽都出现瘫软症状，农民连牲口也不敢喂。在冶炼场地邻近地区，树木的根系整个烂掉。冶炼的炉烟也让人嗓子痒痛难忍。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务院下令对“土法炼锌”企业进行改良或关闭。赫章县从1996年开始取缔“土法炼锌”，然而这一过程却屡经曲折反腐。
仅在2003年一年，受国内外锌、铁价格大幅上扬的影响，赫章县马槽炉、焙烧炉、六角炉等炼锌炉迅速恢复到3000多个。利益的驱使使“土法炼锌”屡禁不止，甚至有人把炼锌炉搬到自己家中继续炼锌。直至2006年，赫章“土法炼锌”和土焦炉才被基本取缔。
据赫章县政府工作人员介绍，从1986年至1996年，妈姑镇没有一个合格兵员。应征青年的血液里，铅、镉等重金属含量都严重超标。
1994年贵州省职业病医院到赫章县进行的铅中毒现象普查结果也显示，妈姑、何家冲等小炼锌集中的地方，1级-3级的铅中毒人群都有，大约占该地人群的30%以上。中毒者血中铅含量比正常人高十几倍甚至上百倍。
蔡大爷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民以极低廉的价格把耕地出租给铅锌冶炼者，冶炼者则将阿维寨附近山上的树木大量砍伐，用于搭建“土法炼锌”的简易工棚。“土法炼锌”的废渣都在焙烧场地及附近就地倾倒，废水则泄入流经阿维寨的河沟。
“土法炼锌”被逐渐取缔后，原来的焙烧场地又由农民重新进行耕种。除雨水外，流经阿维寨所在山谷的河沟也是灌溉用水的来源，而这条小河正是“土法炼锌”极盛时期排放废水的通道。
就在农民种植农作物的田地附近，至今仍能看到“土法炼锌”时遗留下的黑褐色废渣。
当地村民向财新记者表示，土壤污染之后在当地种植的玉米杆，较以前都细了许多，他们早已意识到在“土法炼锌”废弃场地耕种的环境风险。但在此耕种并食用自产的玉米和土豆实属无奈，他们不可能有别的收入来源。
“土法炼锌”使用煤炭加热锌矿石，使金属锌熔出，并挥发、冷却后制成锌锭。由于技术落后，但锌资源回收低（仅为40% - 85% ） ，且导致其他有害污染物）如铅、镉、铜、汞等）随废渣、烟尘和烟气大量排放，“土法炼锌”的重金属释放因子，要比工业化冶炼水平高数十倍。
重金属污染对居民健康的危害首当其冲。财新记者在妈姑当地走访的多个卫生机构都表示，当地最常见的病种是“风湿”。尤其是40岁以上的居民，出现手脚疼痛、腰酸痛等情况的极为普遍。不单在阿维寨，妈姑镇其他的铅锌矿区及冶炼场地都普遍有居民骨质疏松、骨头疼痛的案例。
刘氏姐妹在妈姑镇中心的何家冲村经营一家饭店，她们都深受“风湿”病的困扰。谈及“风湿”，刘家年龄最小的妹妹说：“关节痛，手也痛，有时候晚上都痛得睡不着，就像是针刺一样。”她们出现这样的症状，短的有两三年，长的已有五六年。
陈大兴一直生活在猫猫厂村。面对财新记者，他抽着水烟坐在凳子上。他说自己膝盖痛，腿脚也麻木，甚至有时头昏眼花，连下坡都要跳跃。他现年50岁，患这种严重的“风湿”已经有20年以上，长期“风湿”之后已丧失劳动能力，家里面的土地都直接撂荒，只有靠孩子外出打工作为生活来源。
而在榨子厂村，多位村民告诉财新记者，全村100多户人中有三四十人都有明显的“风湿”症状。
年逾五十的罗阿姨走路需要拄着拐杖，除了腿脚不方便，最近五六年还出现心慌、胸闷的症状。罗阿姨表示，以前吃药还能够止住身体的疼痛，随着身体疼痛的加剧，吃药已经没有效果。
这些“风湿”病患者的共同点是，都以当地生产的土豆、玉米等作物作为重要的主食来源，而最频繁食用的蔬菜是当地产的青菜。
根据李梅等人的研究，阿维寨、何家冲和榨子厂三地的2007年的土壤镉含量均值分别为每千克4.96、17.62和24微克，远远大于国家规定的每千克0.6微克的最高限值。
而三地食物中的平均镉含量也都在国家标准最高限值的3倍以上。当地产的青菜则是贵州民间喜欢的酸菜的原料，而像青菜这样的叶菜也被证明是最容易集聚重金属镉的蔬菜。
镉被人体吸收后，主要蓄积在肝、肾中，且不会自然消失，经过数年甚至数十年慢性积累后，人体将会出现显著的镉中毒症状。镉使人中毒的最通常路径是损坏肾功能，导致人体骨骼生长代谢受阻，从而引发骨质疏松、萎缩、变形等各种病变。
上世纪60年代日本富山县神通川流域的骨痛病患者，影响人群达数百人。
妈姑镇不少居民的症状都与此十分相似。李梅的研究证实，当地居民的尿镉含量高达每克28.16微克，远高于中国《环境镉污染健康危害区判定标准》所规定的每克15微克的限值。
不少村民怀疑“风湿”与当地环境污染存在关联，但妈姑镇人大主任陈庆碧表示，“风湿”只是西南地区湿度较高环境下常见的疾病，不能将其原因归结到环境污染上。当地疾病控制部门，至今也没有去判定两者之间的关联性。
妈姑镇至今仍是个极端贫困的乡镇。根据官方统计，当地2011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仅有3300元。不少村民都表示，由于贫困，有“风湿”这样的病痛都很少去看医生，有严重的病症更是无钱医治。
在妈姑镇乃至于赫章全县，到底有多少土地因为“土法炼锌”而被污染，这个数字至今仍不清晰。
根据妈姑镇官方的数据，妈姑全镇约有1200亩耕地曾作为“土法炼锌”场地或尾矿库，占妈姑镇全镇耕地面积总量25500亩的4.7%。
但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金瑾表示，这并非意味着当地只有4.7%的土地遭到污染，土壤中的重金属通过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扩散，其范围不仅限于炼锌场地及尾矿库。
西南地区属典型的酸雨地带，酸雨使重金属污染物析出，通过地表径流或地下水等方式造成更大范围的污染。
妈姑镇位于乌江上游南源三岔河上游流域，阿维寨、新官寨等“土法炼锌”区，属于三岔河上游的后河小流域，这也是妈姑镇全镇“土法炼锌”污染的主要地区。
财新记者调查发现，在仅有100多户人的阿维寨，受污染的土地约有200余亩，而新官寨炼锌区的面积更大，“土法炼锌”炉则广泛分布在长4公里、宽0.5公里的狭长地带中。
陈庆碧介绍说，妈姑镇集中进行铅锌矿冶炼的地区还包括猫猫厂、榨子厂、何家冲、黑泥寨和天桥村等地。
财新记者实地走访得知，猫猫厂受到铅锌矿和铁矿开采和冶炼污染的土地约有100多亩，榨子厂地区至少有200亩土地受到污染，仅尾矿库面积就超过100亩，另有超过100亩的土地曾作为“土法炼锌”的场地。
根据贵州省环保厅夏园等人的研究，黑泥寨、天桥村两地“土法炼锌”废弃地的面积在200亩和50亩左右。
夏园直指，妈姑当地河流沉淀物中发现高浓度污染物已经说明，污染物已通过河流扩散，影响下游。根据2006年吴攀等人的调查，仅天桥村选矿点对后河的河流污染就到处其下游36公里处。
据了解，在妈姑镇以外的26个乡镇也有“土法炼锌”分布，在326国道沿线的野马川镇等地，“土法炼锌”也造成严重污染。
野马川镇的尖山村“土法炼锌”废弃场地面积超过150亩，停止炼锌后场地没有得到清理，闲置丢荒多年。野马川镇位于乌江北源六冲河上游，六冲河流域也在相当大程度上遭到污染。
岳佳等在赫章县27乡镇采集690个土样分析显示，赫章县除妈姑镇外的26个乡镇土壤中平均镉含量均超过1毫克/千克的三级国家标准，土壤中镉含量均值超过3毫克/千克的乡镇有12个。
赫章并非黔西北惟一的“土法炼锌”集中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毕节市下辖的威宁、纳雍和七星关区，都曾有大量“土法炼锌”场地。根据夏园等人在2011年的研究，整个毕节市炼锌废弃场地和废渣堆积面积达75000亩。
贵州全省因开矿导致的土壤破坏数据，更为惊人。
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硕士张一修等人的研究指出，截至2009年，贵州省因矿山开发及破坏土地31754公顷，即接近46万亩。受到土壤污染的耕地不仅限于冶炼地点和尾矿库，实际的耕地污染面积还更大。
文章来源：财新《新世纪》 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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