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原因的研究，长期以来国内史学界受前苏联学者的影响，以五种生产方式学说为依据，把西罗马帝国的衰亡与古代地中海世界奴隶制度的崩溃联系起来，着重从新的生产力与旧的生产关系发生严重矛盾这一角度进行考察。
西方学者与此不同，他们认为西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是多元而复杂的，西罗马帝国的衰亡是各方面因素促成的综合性结果。
美国学者马文·佩里指出：“没有任何一种单一解释足以说明罗马衰落的原因：多种力量的共同作用导致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
美国学者爱德华·麦克诺尔·波恩斯则认为土地荒芜是导致西罗马帝国衰亡诸因素中的一种。
美国学者L·S·斯塔夫里阿诺斯明确地指出：“富饶辽阔的地中海盆地，由于日益严重的大面积土壤侵蚀，已不再是主要的产粮地”，这是西罗马帝国衰落的根源之一。
看来，在导致西罗马帝国衰亡的多种原因中，生态环境的恶化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
一
早在20世纪20年代，有的西方学者在探讨西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时就提出“土壤枯竭论”。
俄国出生的美国学者符拉特米尔·G·辛柯维奇，在1916年发表的题为《重新评价罗马的衰亡》的文章中，把罗马权力的崩溃原因归结为土壤的枯竭，他认为土壤的枯竭，从罗马共和国时期就已开始，意大利很大部分的农业已经衰落。
他说，以多种形式表现的罗马帝国的“内部衰退”，归根到底在于意大利和其他行省存在着大片的贫瘠、荒芜的土地。
土壤枯竭限制了人们的劳动生产率的发展，这使罗马的毁灭成为不可避免。
辛柯维奇把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只归结为土壤的枯竭，显然是不准确的，但辛柯维奇的“土壤枯竭论”并非是空穴来风，而是有一定史实根据的。
古代罗马土壤的恶化由来已久，曾经过长期的历程。
从公元前5世纪即有罗马发生饥馑与粮荒的记载：
饥馑，购买粮食：李维《罗马史》Ⅱ，34，2～7(公元前492～491年)
粮食短缺：李维《罗马史》Ⅱ，5，1.2(公元前477年)
粮荒：李维《罗马史》Ⅲ，31，1(公元前456年)
饥馑与瘟疫：李维《罗马史》Ⅲ，32，2(公元前453年)
购买粮食：李维《罗马史》Ⅳ，25，4(公元前433年)
由于瘟疫的饥荒：李维《罗马史》Ⅳ，52，4～6(公元前411年)
由瘟疫导致的饥荒：李维《罗马史》Ⅴ，31，5(公元前392年)
美国学者T·弗兰克认为如此大量饥馑和缺粮的实例，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拉丁姆这时期的人口过剩。拉丁姆的薄土，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苦于过度地谷物种植。
此后饥馑的现象，由于罗马的强大有所减轻，但有关饥馑的记载还是不绝于书。
罗马城饥馑：李维《罗马史》片段，公元前165年。
罗马城又遭饥馑：李维《罗马史》片段，公元前142年。
罗马城发生一群公民因受饥饿之苦而追打执政官的事件：萨鲁斯提乌斯《历史》片段，3(公元前75年)。
罗马政府为了解决罗马城的粮荒连续三年自西西里购买粮食：西塞罗《反维列斯》Ⅲ，3，163(公元前73～71年)。
1976年考古工作者在希腊拉利萨地区发现一块铭文，记录于公元前129年罗马政府为了解决罗马城的粮荒，派遣市政官图斯麦铁路斯前往帖撒利亚求购粮食的情况。罗马城如此，意大利其他地区的情况也差不多。
下面我们具体考察一下拉丁姆地区及意大利其他地区生态环境演变的情况。公元前200年前后，疟疾作为一种严重的疾病首次出现在罗马历史记录上，而疟疾的流行通常标志着大片积水和沼泽的存在。
大概在此时，近乎平坦的拉丁姆已经变成了沼泽地。著名的庞廷沼泽地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它位于台伯河口附近，在公元前600年左右，曾供养过6个沃尔西人的村镇。
美国学者T·弗兰克认为拉丁姆地区，特别是罗马城附近，在公元前2世纪，其谷物种植确实有所衰落。
但这并非行省粮食竞争造成的，更非葡萄、橄榄等经济作物排斥粮食作物所致，它主要是由于人口增长超过一定限度，然后大规模砍伐森林，造成生态失调所引起的。[8](P54)
西方考古学界通过考古发掘，证明在公元前2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伊达拉里亚奥勒利亚大道附近，确实出现了人口下降、土地荒芜的现象。
这恰与提比略·格拉古所见的情况相吻合。不过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并不是奴隶劳动竞争所致，而主要是疟疾的不断扩大而造成的。疟疾的流行又与生态环境的恶化有关。
意大利一部分农田，在布匿战争(公元前264年爆发)开始前已经受到侵蚀。这是由于人口的增长迫使人们去清理开垦陡峭的山坡以作耕地，而布匿战争的爆发更多方面进一步加速了土壤的恶化。
公元前264至202年间亚平宁山脉上成片的林木被罗马人采伐，用来制作对抗迦太基和伊利里亚海盗的巨大战船和运输船。同时由于农民当兵服役，或者阵亡战场，致使大量农田荒芜。
此外，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在意大利本土持续进行了15年之久的战争过程中，汉尼拔军队践踏了许多农田，使更多的土地荒芜下来。
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意大利中部和南部原先一些开垦的土地一直荒芜下来，再也没有耕作过。这些土地早已由于侵蚀和过度放牧而丧失了土壤肥力，一旦弃耕之后就逐渐长满了杂草与灌木。
如果弃耕田块位于海滨的平原上，就会渐渐积水而最终变成了沼泽，虽然有些弃耕的田地后来又重新被开垦，但是通常只是利用它们种植葡萄、橄榄或进行放牧。
从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直至西罗马帝国灭亡期间，意大利从来没有能生产出足以供养它自己人口需要的粮食，罗马人早在战争结束之前就已开始从埃及进口粮食。
击败迦太基之后，西西里、萨丁尼亚、西班牙东部，最后连同北非都成了罗马的领土，把作为供品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输入罗马。
即使如此，口粮还是经常欠缺。罗马不得不从埃及及其它行省再购买大量的小麦。到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早期，不仅拉丁姆地区，而且意大利本土的一些地区农业都日益衰落，对此科鲁美拉和老普林尼都有报道。
科鲁美拉在写作于公元1世纪的《论农业》第一卷序言部分中说他自己曾听到罗马国家的领导人讲现在的土地已变得贫瘠了，他还说听到有人对这种讲法表示赞同，他们说由于早先的过度生产，地力已经耗尽，再也不能像往昔那样提供丰富的果实了。
虽然科鲁美拉认为这些讲法不符合事实，不过他所持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科鲁美拉错误地认为大自然从宇宙造物主那里能获得无穷无尽的生产力量，土地在任何条件下都不会变得衰老。
无论如何，科鲁美拉在《论农业》一书中，并未根本否认当时确实存在有地力耗尽的现象。
他在《论农业》第一卷第四章中曾引证老普林尼的意见，一块地力耗尽的土地，即使气候极好，也不能买。老普林尼这个意见也透露了当时确有地力耗尽的现象。
二
罗马由共和进入帝制，建立帝国之后，国内战争停止了两个世纪。在最初的150年中，帝国的疆域不断扩张，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罗马从所属的行省领土上或以供品或以商品形式，输入了大量粮食，行省的土地则遭受了严重的掠夺。
正是在早期罗马帝国的和平时期中，北非的土地象罗马属下的绝大多数地区一样，遭到了严重的滥用与毁坏。
“最高产量就是一切——要给罗马运来更多的小麦、肉食、羊毛与橄榄油!”这就是对每一任统治北非的总督的首要命令，为了罗马的利益而不惜掠夺和榨取北非土地的这种政策，从公元前146年到公元439年汪达尔人攻占北非为止，一共持续了近6个世纪。
罗马人并非故意毁坏土地，但是他们需要北非生产的面包、肉食和橄榄油——而且频繁地定期需要，顾不得土地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代价是巨大的：土地的生产力逐渐降低，由于作物的产量变得越来越少，土地的垦殖强度就越来越加大了。
耕地向南推进得越来越远，一直开垦到沙漠的边缘，尚存的草地也年复一年更加超量地放牧。结果产生了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恶果，遭到了大自然的报复!
在罗马帝国早期意大利境内，大土地所有制继续有所发展。公元117年哈德良时代，在罗马城周围两天路程范围内所有可耕土地以及全意大利领土上所有最重要的部分都囊括在大庄园之中。
除了在临近罗马或其它城市的少量地区种植蔬菜外，其余大部分尚具有较高生产效率的土地被用来种植葡萄和橄榄树，生产效率较低的土地则用作牧场。
而粮食生产则一直在下降，有时大庄园甚至生产不出足够的粮食供给在本庄园中劳动的奴隶们食用，至此进口粮食就更成了必要。
古典作家斯特累波在他公元1世纪写作的《地理学》第三卷中写道：“南意大利变成了荒芜的土地，畜群就在这片土地上游荡。”
科鲁美拉在《论农业》中则论述了意大利地区农业产量下降的情况，他指出公元1世纪意大利大部分地区粮食产量仅是种子的4倍；这与瓦罗记述的公元前1世纪的情况相差甚远，那时粮食产量是种子的15倍。与农业衰落相适应，土地价格在跌落，小普林尼忧郁地提到原来价值不下50万塞斯退斯的大田庄，现在竟卖不到30万塞斯退斯。
粮食生产急剧下降的情况并不仅仅局限在意大利地区，到图密善当政的时候(公元8～96年)，整个帝国都面临粮食极度短缺的危机，致使图密善不得不发布文告禁止在意大利本土种植葡萄，并下令让意大利以外省份的每一个庄园主将他经营的葡萄种植毁掉一半。
但是他无力推行这一命令，最后只好撤回成命。然而即使他能使命令付诸实施，粮食生产能否显著回升，还是一个疑问。那样的话，说不定只会加快土地毁坏的速度。
在罗马帝国时期，多数农民之所以种植橄榄或葡萄，是因为粮食生产不再有利可图。
按说种植粮食几个月后即可收获，比种植到几年后才能采收的葡萄或橄榄要轻易而简单得多，但是如今土地被侵蚀与耗竭到已再也不能长出获得好收成的谷物，农民不得不转种其他作物或干脆弃农。意大利农民兼用了这两条办法。
这一时期，罗马帝国境内，水土流失现象时有发生。
在意大利，沿海平原与谷地上的农民并不象山地的农民那样面临严重的土地侵蚀问题，但是他们的处境也很艰难，他们不得不与那些从河流水道中冲刷下来的大量泥沙作斗争，排不掉的泥沙堵塞了排水渠道，常常使谷地与平原的土地变成沼泽，然后引起疫病流行，使许多沿海与谷地上的农民被迫抛弃土地。公元395年，仅在意大利的坎佩尼亚地区就有528000犹格荒地。
因水土流失而遭灾害，佩斯图姆的荒废是一典型的例证。佩斯图姆位于意大利西海岸，公元前8世纪前后，希腊人曾在此地建立了殖民城市。以后，希腊人在城中修建有三个壮观的神殿，并在城郊役使原居民耕种土地。
公元前273年罗马并吞了这个城市，在以后的两个世纪中，它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海港和商业中心。到公元前1世纪，高原上冲泻下来的土屑堵塞了河道与排水渠，造成了严重的沉积障碍，并在佩斯图姆这块曾经是非常肥沃的沿海平原上形成了大面积的沼泽，并导致疟疾的流行。
后来淤泥又堵塞了港口，最终使它报废。到罗马帝国行将崩溃时，它已变成一个仅有着古希腊神殿废墟的小村落。
公元9世纪以前，佩斯图姆一直是一个村落，9世纪以后，这里几乎荒无一人了。在此后800多年中，一直处于沙漠化状态，到20世纪30年代起，意大利政府才开始排除这片沼泽地的积水，把它改造、开垦出来，以供重新耕作。
帝国时期罗马的行省，生态环境也在不断恶化。位于非洲行省的迦太基在公元前146年毁灭之后，这一地区还在继续繁荣。
但是，罗马帝国对粮食越来越大的需求，迫使这里的农业深入到更遥远的山里，到那些脆弱的土地上去耕作。
当森林被砍伐后，这种土地很容易被侵蚀。很难用一个确切的日期来指明北非行省的衰败的时间，因为这是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
但有一趋向是清晰地表现了出来，即对生态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生态环境的退化越来越严重。土地被侵蚀，沙漠慢慢地从南边蚕食过来。同样的情形在小亚细亚地区也可以看到，在那里，卡里亚和弗里吉亚公元1世纪时，森林大部分被砍光。
数十年后，皇帝哈德良不得不下令禁止任何人接近叙利亚残留下来的森林，因为砍伐的森林，数量已经太大了。
乌提卡的衰落可以作为非洲北部水土流失的典型例证。乌提卡曾是罗马统治下的重要城市和良好的港口，它位于迦太基西北约20英里处的巴格雷台斯河口。这条河发源于150英里以外的阿尔及利亚山区，它灌溉着几百万英亩广泛用于种植和放牧的土地。
这条河有泛洪的历史。由于这个地区冬季下大暴雨，河水穿越60英里宽的乌提卡沿海平原之前，先要在山岭中回旋穿流近100英里，巴格雷台斯河在流向下游时夹带了大量的泥沙、土粒，最后相当一部分淤积在河口。
在河口附近形成了许多沼泽地，并使大海向后退去。到5世纪中期汪达尔人占领乌提卡的时候，港口因淤泥堵塞已经没有用处了，附近往昔的良田已经无影无踪了。
3世纪埃及农业生活的显著特征之一是荒地和贫瘠土地的不断增多，一份纸草文书反映，有的土地或者几乎没有收成，或者需要穷耕苦作。这些土地日趋荒废的近因是由于对埃及境内堤堰运河系统的疏忽不修，从而陷于崩坏。
公元250年前后，当时迦太基主教圣西普里恩对北非的将来抱着强烈的悲观态度，他在给罗马驻非洲总督迪米特里厄斯的信中写道：
“……你必须知道世界正在衰老，丧失了先前的活力。它正显现出衰亡的迹象：雨水和阳光都在减少；矿藏几乎用尽；耕作者从他的土地中再也得不到收成……许多过去突突冒出清滢泉水的喷泉现在只是在可怜地哭泣。”
值得注意的是，圣西普里恩在哀叹土地生产力衰退的时候指的是整个地中海世界。虽然圣西普里恩在给迪米特里厄斯写信时心中想到的很可能是北非，但是他的足迹曾遍布罗马帝国，他在其他地区也观察到了类似的情况。
希腊地区也是一片荒凉的景象，对此，古典作家斯特累波、普鲁塔克、波桑尼阿都有记述。
普鲁塔克的同年代人狄奥·克里索斯托曾访问过希腊各地，他曾形象地记述了在希腊所见到的荒凉情景，他在《优卑亚演说》中写道：“目前，我们的土地差不多有三分之二是荒芜的，因为无人照管和缺少人口”，
“现在城门之前的土地也变得荒芜了，土地绝对赋闲并且露出忧愁的神色，大有处在沙漠中间而不是在城门之前之势”。
狄奥·克里索斯托所记的虽然是优卑亚的情况，但可类推到希腊其他地区。关于罗马帝国时期希腊地区荒凉的原因，前苏联学者库德列捷夫将它归之于希腊城邦的危机。
这种说法似可商榷。希腊的荒凉很可能与生态环境恶化有关。早在公元前4世纪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克利梯阿斯篇》中谈到了阿提卡原来盖满绿林的山脉是如何变成当时常见的褐色的枯山：
……先前富饶的土地现在只剩下一副病秧秧的骨架。所有肥沃松软的表土都被冲蚀殆尽了，剩下的只有光秃裸露的骨架。原先，许多现在的荒山都是可耕的土地，眼前的沼泽原为遍布沃土的平原，那时山丘上曾覆盖着森林，并生产出丰富的畜产品，而如今只有仅供蜜蜂吃的食物。再者，当时每年的雨水滋润着土地，土壤不会流失，不会象现在这样从光秃的地上冲到海里；当年的土层很厚，吸有着雨水，把水分存储在具有水稳性团粒结构的土壤里；这里吸存土壤中的水分则在各地聚集，汇成湍流的山泉和潺潺的水溪。一些现在已荒芜了的古神殿，就座落在那些曾经涌出喷泉的地点，它们证实了我们关于土壤状况描绘的真实性。
柏拉图这番议论，似乎为我们研究罗马帝国时代希腊荒凉的原因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后期罗马帝国农业衰败的局面迫使人们必须改良土壤，防止水土流失，但是统治者由于种种原因还认识不到必须开展这些事宜。他们试图用各种的经济和社会立法措施来勉强维持农业生产。
公元193年罗马皇帝珀蒂纳克斯提出将帝国中任何遗弃的土地所有权授予任何前来耕作并定居的人，而且免除十年的税收。但是，没有人愿意在这些零星分散在意大利及其它行省中被侵蚀、损坏和遗弃的土地上定居和种植。
皇帝戴克里先在公元284～305年间企图采用更强硬的措施来刺激生产。他发布文告强迫所有的自由农民和奴隶呆在他们应该耕作的土地上，后来君士坦丁又进一步强化了戴克里先的文告，发布补充法令，规定农民的儿子离开父辈曾耕作过的田地要受法律制裁。
但是所有这些维持农业生产的努力都落得枉费心机的下场。后期罗马帝国祸不单行。马克·奥勒略统治时期(161～180年)流传的一种可能是淋巴腺鼠疫的瘟疫持续了15年之久，到马克·奥勒略儿子康茂德在位期间(180～192年)及3世纪中期又连续暴发瘟疫。
接连不断的瘟疫和频繁进行的战争致使帝国人口锐减。
大概罗马帝国的人口从帝国早期的7000万减少到帝国后期的5000万。人口数量下降从三方面对帝国的统治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首先，人口数量下降迫使现存人口的赋税负担急剧加重，从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其次，可用于农业——帝国最重要的经济活动——的劳动力更少了。第三，人口的下降减少了军队的来源，因而迫使皇帝吸收日耳曼人来补充军队，导致了罗马军队的蛮族化。
关于西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历史学家众说纷纭，除了前苏联学者主张的社会革命说之外，西方学者也各有看法，爱德华·吉本认为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是基督教与野蛮主义的胜利。[10](140-147)E·L·怀特也谴责基督教徒，但是他同时颇有见地的提出了其它一些原因。如：“意大利、撒丁、西西里、非洲土地资源枯竭耗尽。”
卡尔·马克则认为土壤的损坏是帝国灭亡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他说：“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前，意大利及其它各行省农业地区的人口一直在减少。这种人口减少的情况部分是因为出生率较低，但更因为耕作者放弃土地的缘故，当局曾想出种种办法遏制这种倾向。
如奖励剩余和立法规定奴隶和自由的佃农不得离开土地等等。但是一切努力都失败了，因为已经侵蚀耗竭了的土壤再也不能供养这些人了，再也不能负担起帝国苛税的可怕重压了。”
尽管关于西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历史学家意见不一，但是大多数人都同意，这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罗马帝国内部的政治腐败、经济危机和抗击蛮族力量的减弱。所以如果把生态环境的恶化作为帝国衰亡的唯一，或者主要原因，那当然是过于简单.
但是，有一点应该肯定，那就是生态环境的恶化是一个起作用的重要因素。由于获得所需要的剩余粮食以养活罗马的人口和庞大的常备军是罗马帝国立国之本，在这方面遭遇的种种困难便是导致帝国虚弱的原因之一。
文章来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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