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制度框架基本形成——
培育与培训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代表了一种制度上的创新，由单一的技术培训拓展到技能培训和经营管理并重，由单纯的教育培训延伸到认定管理、跟踪服务以及政策扶持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科学的顶层设计和强有力的政策推动，是保证其顺利实施的关键。
2012-2016年，中央连发的5个“1号文件”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作出全面部署。为此，农业部在2012年就开始启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2014年联合财政部启动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2016年，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已经覆盖8个整省、30个整市和800个示范县，全国1600多个县开展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
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表示，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国已初步形成了政府推动、部门联动、产业带动、农民主动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格局，基本确立了教育培训、规范管理、政策扶持“三位一体”，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专业服务型“三类协同”，初级、中级、高级“三级贯通”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制度框架。
“培育与培训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代表了一种制度上的创新，不再是简单地就项目论项目，单纯地完成培训任务，而是更加注重培育的质量，由单一的技术培训拓展到技能培训和经营管理并重，延伸到培训后的认定管理、跟踪服务，还有扶持政策的跟进落实，提高了培育的针对性、规范性和有效性。”农业部科教司司长廖西元如是说。
正是为了确保培育质量，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实施以来，资金投入不断增长。中央财政每年投入11亿元，今年扩大到13.9亿元，带动地方每年投入近10亿元，提高了补助标准，提升了培训效能。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过程中，各地积极探索、大胆实践，纷纷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上升为政府行为，列为农业农村重点工作，创造了不少可推广、可复制的好经验。
江苏省委、省政府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程度”纳入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提出到2020年全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程度达到50%，为此省财政每年投入1亿元，各市县也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纳入目标考核重点内容。如今，这项工作开展得风生水起。
陕西省连续3年被农业部确定为整省推进示范省，2013年启动职业农民塑造工程，创新性地将大中专院校的农业学生作为新生力量列为培育对象。“在职业农民培育中，我们探索出了独具特色的‘理论授课、网络教学、基地实训、资格认定、帮扶指导、政策扶持’的模式，建立职业农民数据库，认定了一大批职业农民。”陕西省农业厅副厅长杨效宏向记者介绍。
重庆市自2014年以来在35个区县开展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覆盖范围位居全国前列。为帮助新型职业农民渡过发展难关，永川区出台了系列扶持政策，比如发展设施农业，财政每亩补助6000元；新建茶叶生产基地，每亩补助1900元；创建一件国家级驰名商标，给予一次性50万元奖励等。
湖南省探索政企合作模式，与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共同开发湘农科教云平台，今年在20个县开展线上教育培训试点，年培训新型职业农民3万名。省农业厅科教处处长蔡小汉告诉记者：“通过创新模式，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线上线下结合，实现更加精准的培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