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耕地保护突出的问题是数量减少、质量下降
记者：耕地保护一直是社会比较关注的问题，也是影响和制约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可否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韩长赋：当前，我国耕地保护突出的问题是数量减少、质量下降。从数量上看。1996—2011年全国耕地净减少1.25亿亩，大都是城市周边的近地、好地。实行占补平衡后，耕地绝对数量下降势头得到一定遏制，但占近地补远地、占好地补劣地、占水地补旱地的问题比较突出，补充耕地与被占耕地的质量一般差2—3个等级。第二次全国土地普查耕地面积为20.3亿亩。看似多出2亿亩，其实是调查方法手段的不同和过去隐匿计税面积的释放，这些地一直都在耕种，并不是凭空多出来的。而且据国土部门评估，其中还有1.5亿亩是不太稳定的耕地或劣质地，将来还要逐步退出来。因此，我们绝不能动摇耕地红线。从质量上看。去年底，农业部发布了全国耕地质量等级公报，质量较好的耕地占总面积的27.3%。目前全国中低产田约占2/3，大量还是靠天吃饭。耕地退化问题也比较突出，东北地区黑土退化趋势值得重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耕地要像保护文物那样来做，甚至要像保护大熊猫那样来做。因为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保耕地数量，关键是要抓紧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规模，在耕地占补平衡中做到补充数量和质量“两个到位”。提升耕地质量，要软件和硬件两手抓。硬件上，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力度，国家规划建设8亿亩；软件上，推动实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打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攻坚战
记者：近些年来，农业面源污染问题也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应该怎么看待和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韩长赋：农业面源污染有三大“贡献者”。
一是化肥。主要问题是使用量偏大、利用率偏低。2013年我国化肥使用总量为5912万吨，占世界总量的35%。为什么我国只占世界10%的耕地，却使用了世界35%的化肥？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我国人多地少，土壤肥力低，要保证吃饭，只能搞精耕细作，多用化肥，提高单产。二是我国土地复种指数高，同等耕地面积下，播种面积大，化肥用量就大。三是化肥不仅用在农业生产上，还广泛用于工业、林业、城市园林等。2014年经济园艺作物用肥2500多万吨，粮食作物用肥2000多万吨，城市园林绿化、林业和工业等用肥1300多万吨。当然，我国施肥方式落后，撒施、表施等方式比较普遍，当季化肥利用率只有33%。
对于化肥问题，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一方面，不能滥施化肥、低效施肥，但也不能完全不用化肥。俗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化肥是粮食的粮食。如果真把化肥使用量大幅降下来，其他方面措施上不去的话，粮食产量会大幅减少。实际上，农业发达国家也在大量使用化肥。因此，要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化肥还得用，但要科学施用。另一方面，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化肥用得多、用得粗放。要把过量的化肥减下来，关键是推广科学施肥，提高用肥的精准性和利用率，鼓励农民使用绿肥、农家肥来培肥地力。近年来，通过大力推进测土配方施肥，化肥用量年增速由2009年的3.1%下降到2013年的1.2%；同时利用率也在提高，2012年氮、磷、钾肥利用率分别比2005年提高了5个、12个和10个百分点。
二是农药。主要问题也是用量偏大、使用不规范，利用率偏低。近年来，我国农药使用量稳定在32万吨(有效成分)左右，占世界总用量的1/7。农药过量和不规范使用影响了农产品质量安全，也造成了一定的环境污染，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
农药使用总量高，与我国土地复种指数高，且大量种植用药多的蔬菜、林果以及设施农业总量大有关。近年来我国先后禁用了甲胺磷等33种高毒农药，但受杀虫效果不佳、农民生产习惯等因素影响，低毒生物农药推广难，农药超范围、超剂量使用问题仍然大量存在。解决这些问题，要严控高毒农药、科学使用农药，推进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
三是农业废弃物。主要问题是畜禽粪便、秸秆、农膜处理率低，成为污染物。畜禽粪便：近年来，我国畜禽养殖总量不断上升，全国每年产生30亿吨畜禽粪便，有效处理率不到50%。秸秆：全国秸秆可收集利用量为8亿多吨，综合利用率仅为3/4。没被利用的秸秆，大多就地焚烧，给环境带来污染。农膜：我国水土资源不匹配，很多地方特别是西北地区常年干旱少雨，需要用地膜保墒节水，再加上设施农业发展快，我国农膜使用总量高达200多万吨，但回收率不足2/3。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就是要实现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农膜的资源化利用。比如，畜禽粪便可用于发展沼气、生产有机肥等，农作物秸秆可粉碎还田或者用作饲料、燃料等，农膜则要建立农膜回收利用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打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攻坚战。落实中央部署，农业部今年制定了《关于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提出力争到2020年农业面源污染加剧的趋势得到有效遏制，努力实现“一控两减三基本”：“一控”，就是控制农业用水总量；“两减”，就是把化肥、农药的施用总量逐步减下来；“三基本”，就是实现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农膜基本资源化利用。当然，治理农业面源污染不仅是农业自身的问题，更是公共问题、社会问题，需要制定配套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比如，测土配方施肥，开方虽然不要钱，但抓药有成本，仅靠农民自身难以消化这个成本。世界上用来出口的粮食，没有多少是用农家肥种出的，否则成本太高，难以进入国际市场。所以，需要社会共同分担成本，国家应继续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社会公众也应适当分担。
有一种说法，认为农业是造成环境污染的“最大污染源”。这么说是不够准确的。其一，农业面源污染“排放量”不等于实际“污染量”。以化肥为例，我国农田化肥中35%的氮在当季被作物吸收，剩余大部分被农田沟渠、缓冲带、湿地或下级农田陆续消纳利用，最终只有约7%进入水体，真正造成环境污染的量很有限。其二，农业面源污染很多是可逆的。工业污染基本是不可逆的，只能靠稀释、填埋，农业面源污染大部分可以通过农艺措施来吸收和消化，比如种芦苇可以净化富营养化水源。所以，对于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必须高度重视，下大决心解决，但也不能脱离实情、过度渲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