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唯一一个由两部委批复的国家级试点，长株潭试验田关乎中国上亿亩受污染耕地治理的走向。然而三年来，技术存争议，基层有怨言，效果仍未评估。
“由于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治理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试点工作的效果目前还难以全面显现，至少需要3至5年时间才会有个规律性的结论。”
2016年7月上旬，湘江流域正值早稻收获时节。湘乡市东郊乡旺兴村农民王长泉在地里翻耕，预备几天后播种晚稻。东郊乡地势平坦，10790亩稻田青黄交错，在烈日下呈现一派平常的农忙景象。
只有藏在田间的一溜“万亩示范片”标牌宣告此处农田与众不同：
全国首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显示，耕地土壤点位超标率高达19.4%。“镉大米”风波席卷后，2014年4月，湖南省启动长株潭耕地重金属污染修复及农作物种植结构调整试点，作为唯一一个由农业部、财政部批复的国家级试点，其成败关乎中国上亿亩受污染耕地治理的走向。
2016年，湖南长株潭试点步入第三个年头，因一直保持低调，成效如何外界难窥究竟。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进展或不如预期。有农业部官员视察后，甚至希望缩小试点范围。5月28日，国务院发布的《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又称“土十条”)正式提出延期，为试点“续命”。
“由于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治理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试点工作的效果目前还难以全面显现，至少需要3至5年时间才会有个规律性的结论。”7月13日，设立在湖南省农业委员会的长株潭耕地重金属污染修复及农作物种植结构调整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试点办”)答复记者，当前，该办正在配合农业部效果评价专家团队对试点工作进行三年阶段性总结评估，“待2016年的土壤和农产品数据出来后，最早要到年底才会有个初步的结果”。
三年试点，成效难维持?
全国耕地重金属治理盯着湖南，而湖南耕地治理盯着湘乡万亩示范片。湘乡共有77万亩农田。2014年湖南开始试点，第一件事是对耕地土壤质量进行检测，每150亩耕地设一个检测点。根据土壤环境治理标准，土壤中镉含量不应超过0.3mg/kg。据当地一名官员介绍，湘乡有35万亩耕地合格，42万亩耕地存在不同程度超标。
42万亩超标耕地中的14万亩被纳入了湖南试点。试点的基本思路是根据重金属污染程度的不同实行分区治理，分区关注两个指标：稻米镉含量和土壤镉含量。
我国稻米镉含量限值为0.2mg/kg，有专家批评标准过严，日本限值为0.4mg/kg。湖南试点将稻米镉含量在0.2-0.4mg/kg之间的耕地列为达标生产区，是“VIP+n”技术的主战场。“VIP+n”是湖南试点主推的组合技术，湖南相信这一技术能有效减少水稻对镉的吸收、降低稻米中镉的累积，在酸性中轻度镉污染的稻田中种出安全的大米。
对于稻米镉含量超过0.4mg/kg的耕地，土壤镉含量在1mg/kg以下的列为管控专产区，探索污染稻谷安全管控模式;土壤镉含量在1mg/kg以上的列为替代种植区，实行农作物种植结构调整，原则上不再种植直接食用镉超标的农作物。
根据2014年湖南省农业委员会重点工作完成情况公示，试点第一年，三个区域早稻的达标比例分别提高了53.1%、44.8%、20.3%，米镉含量平均降低30%左右，“修复取得明显效果”。
然而此后，试点成效几何，鲜有公开报道。甚至参与试点的企业都不了解全貌：“方案一般是开会口头传达，文字材料会后就收回。”一家生产土壤调理剂的企业负责人表示。试点办解释称，在试点启动之初，农财两部明确要求，未经两部许可，试点工作所有数据不能对外公布。
基层也不知道确切效果。“看又看不出来，都是省里来人化验、统计，省里掌握数据。不过，试点办开会讲，2014年效果还好一点，2015年效果不如2014年。”湘乡市农业局纪委书记李建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2016年，湖南在试点范围内开辟了26个“VIP+n”修复治理技术模式千亩标准化示范片和1个万亩标准化示范片。专家们看重湘乡市东郊乡地势平坦、水利条件好，多产双季稻，于是将八个村庄的万亩稻田归在一起，统一育秧、统防统治，目标是一万亩稻田全部合格，米镉降到0.2mg/kg以下，土镉降到0.3mg/kg以下，是为“万亩示范片”。
当地媒体称，万亩片落户湘乡是一项荣耀，将来能“为各试点县市区提供修复治理的标准化、规模化实施样板”。然而，分管此项工作的李建良却另有一番理解：示范片正是在前两年试点效果不稳定的情况下设立的。“省里说今年多花点钱搞几个示范看看，检验一下到底有没有效果，到底是技术本身有问题，还是措施落实没抓到位。”
农民难接受，基层有怨言
“VIP+n”的措施难落实，在基层得到公认。
和工程类土壤修复项目不同，VIP技术主要属于农艺措施。“就是要边生产边达标(修复)。农艺修复符合‘土十条’的安全利用原则。”湖南省农科院土壤肥料研究所副所长纪雄辉解释，在争取试点时，湖南把针对湘米镉污染防控的既有研究结果打包，总结成VIP模式，即采用镉低积累水稻品种(variety)、合理灌溉(irrigation)、施用石灰等调节土壤酸度(pH)。
除了低镉品种选育的任务落在专家身上，其余措施都成了基层“多出来的农活”。
自从被纳入试点，湘潭市岳塘区正江村抓农业的村委刘冬国工作量翻番。每回村里开会，他都对照着试点办编写的《水稻降镉安全生产42问》和农业局发放的各种技术培训资料，向村民们讲解“VIP+n”的各种措施。
最难的是“合理灌溉”。为了阻止水稻对镉的吸收，必须从孕穗期开始实行淹水灌溉管理，保持田面水深3-5厘米，直至稻谷黄熟。“我们的宣传也很到位，连村里的书记都知道田要淹水，不要脱水。”纪雄辉说。
但这不符合南方地区传统耕作习惯，农民担心水稻长期泡在水里容易倒伏。纪雄辉到乡间检查时，常发现排水口被打开，稻田干得开裂。这样一来，出现一种极端情况：有的地方土壤达标，稻米却超标严重。“领导对这些数据怎么也想不通。其实是因为忽干忽湿，干的过程使镉离子活化，一泡水又迅速释放，反而加快了作物对它的吸收。”
虽未看过检测数据，刘冬国却在日常开会和接待领导、专家视察中，揣摩出正江村前两年的试点效果不明显。“上面很重视，我们今年都是严格按照规定措施做的，怕石灰发到农民手里农民偷懒，我们统一组织人撒石灰。确保石灰不浪费，水分管理做到位。”
农民难接受，基层政府也有怨言。“措施都是专家规定的，我们落实到位就可以了，也搞不清到底哪些措施有效果。”岳塘区农业局副局长陈新卫说。
湖南试点范围在2015年有所扩大，新增了长株潭以外的6个区县。为集中力量做出湖南模式，如今不仅新增区县可能取消，甚至原试点中不以农业作为工作重点的区县也可能停止试点。听到这个传闻，陈新卫忍不住嘀咕：“岳塘区耕地都在郊区，农民种田都没有积极性，可能取消还好一些。”
相比之下，企业参与的热情高涨。2016年4月，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7958万元中标，承包了长沙市望城区整区23万亩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服务项目。据纪雄辉介绍，其中22万亩是措施承包，企业按VIP技术系列措施操作，政府检查措施是否到位。剩余一万亩是效果承包，“企业可以按自己的模式搞，就看最后达标没有”。
争议“撒石灰”
2016年6月30日，在第二届“中国农田土壤修复高峰论坛”上，不少与会专家都会提及湖南试点，或语焉不详，或颇有微词。
“坦白来讲，湖南模式能不能推广，是争议挺大的一个事。”参与“土十条”制定工作的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副研究员李松在会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不过结果没出来，也不好下结论;而且环保部没参与，以后农田这块可能还是农业部主导。”
争论的大半火力集中对准湖南试点的标志性措施——撒石灰。提出VIP技术的专家们表示，酸性土壤会增加镉等重金属元素的溶解性和移动性，使其进入作物体内的可能性增加，通过施用生石灰可以提高土壤pH值，减少作物对重金属的吸收。
“我提醒过湖南很多次，不要以为撒石灰就完事了。病因没找准。”一位参与过湖南试点评估的专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把大米镉超标引导到土壤酸化问题上是有偏差的。pH值可能有一定贡献，但贡献率有多大还不好说，如果不是主控制因素，那撒石灰的效果就大打折扣。”
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陈能场在一篇评价湖南试点的文章中介绍，日本于1971年在28个区域开展石灰施用等降镉的大田示范试验，其效果是糙米镉降低达到60%以上只有2处，40%-60%的6处，20%-40%的8处，0-20%的8处，反而增加的有4处。“因此认定石灰降镉有困难，不能作为主要治理措施，而只能作为辅助手段。”
除了效果受质疑，长期大量施用石灰还可能使耕地土壤板结，造成二次污染及破坏农田生态。李建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湘乡万亩片有的农田pH值已经在6.5以上，石灰撒多了影响禾苗生长，“但还是按照技术要求统一操作，没管酸碱度了”。
2015年3月，试点办发出公告，广泛征集耕地重金属污染修复治理新产品与新技术。试点办在管控专产区设立了4个500亩展示区，参展方需免费提供产品，统一开展田间试验与示范。
“相当于是打擂台赛，筛选VIP+n里面的这个n。”环保桥(湖南)生态环境修复有限公司总经理袁海伟说，参展的企业约有五六十家，湖南省农委最后对每个参展企业出示了效果评价报告，但没有公开排名。“我们的土壤调理剂用在早稻上降镉率是50%左右，晚稻是40%左右，私下打听，算是效果还可以的。”
“湖南追求的是单项指标，谁的产品降镉率最高，谁就最优秀，不考虑对水稻会造成增产还是减产。”登封市新鑫农科材料有限公司主营土壤调理剂，副总经理张建平向记者表示，业界对土壤调理剂代表的耕地修复思路是否科学，也存在争议。“没有移除土壤中的重金属，只是先固化，控制作物吸收。但污染不断累积，总有一天要饱和的。”
休耕试点再探路
湖南试点在中轻度污染区域推行“VIP+n”技术，而在重度污染区域进行的农作物种植结构调整，看似静悄悄，实际也困难重重。为湖南试点提供技术指导的农业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副所长李玉浸认为，在湖南三年试点中，种植结构调整推进的难度最大。
种植结构调整，意味着在重金属污染“积重难返”的耕地上停止种植水稻，改种其他对土壤中的镉不那么“敏感”的作物或非粮食作物。湖南试点已有改种玉米、高粱、葡萄、西瓜、蚕桑等多种探索。
在长沙县北山镇荣合桥社区，记者看见三百多亩低镉积累作物筛选项目试验田里，玉米长势喜人。“但费用太高了，生产成本要一千多一亩。试验还行，要推广给农民很难搞下去。”北山镇农技推广站站长张国玉说。
“简单看钱还不行。一方面，老百姓说我只会种水稻，让我种别的我种不了。另一方面，原来种水稻已经形成产业链，肥料供应、市场销售都围绕着水稻，改种之后会带来一连串问题。”李玉浸表示。
据李建良介绍，湘乡有5866亩耕地列入替代种植区。有的地方改种高粱，国家第一年每亩补贴2450元，第二年每亩补贴450元，但种出的高粱不好卖。还有地方改种蚕桑，效益也不好，“第一年搞了700亩，去年只有200亩，其他又改回种水稻了”。
今年，紧随“土十条”步伐出台的，还有农业部的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方案，长株潭重金属超标的重度污染区也被纳入试点，初步规模为连年休耕10万亩。农业部希望，通过连续多年休耕，同时采取施用石灰、翻耕、种植绿肥等农艺措施，以及生物移除、土壤重金属钝化等措施，修复治理污染耕地。
湘乡市农业局已经在6月收到分配下来的万亩耕地休耕任务。5866亩重度污染耕地已进行种植结构调整，只好从管控专产区划出一万亩，赶在晚稻播种前通知到农民。
土壤中重金属质量守恒，休耕本身并不能修复污染耕地。“休耕以后怎么去修复呢?又是试点，我们打算配合着做做试验，至少探索出一条路子吧。”纪雄辉说。
粮食安全，土壤难安全
“虽然‘土十条’提出继续在湖南进行试点，但农财两部已明确，须等农业部效果评价专家团队完成试点三年阶段性评估后，农财两部才能确定下一步试点的期限和试点的整个思路框架。”试点办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纪雄辉则估计，试点延长时间不会太久：“原计划试三年，现在顶多再有一两年，很多专家领导都这么认为。”
农业系统专家倾向于肯定湖南试点，如李玉浸认为，在减少大米重金属超标的含义下，湖南试点的效果比较显著。记者了解到，刚检测出的达标生产区2016年早稻达标率在50%左右。
“农田土壤修复是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能要求三年就取得很大成效。”曾在湖南省进行过20年镉污染农田治理修复研究的青岛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副院长王凯荣表示，湖南试点沿用了过去几十年的耕地治理技术，虽有进步和经验积累，但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
“相比技术，这种治理模式怎么推广更值得关注。措施老百姓能不能接受，成本政府能不能负担。”湖南试点三年，中央每年安排的专项资金超过十亿元。湘乡万亩示范片耗资5500万元，其中一半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另一半为当年的修复措施投入，即每亩耕地大约需要2750元/年。
更尖锐的质疑针对的是湖南试点的思路。
“土十条”提出风险管控原则，强调耕地安全利用，要求到2020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0%左右，轻度和中度污染耕地实现安全利用的面积达到4000万亩，重度污染耕地种植结构调整或退耕还林还草面积力争达到2000万亩。
多位专家表示，湖南试点的思路与“土十条”一脉相承。
“轻度污染撒石灰对付，污染浓度太高了受不了，那就不种水稻，或者干脆休耕。”一位参与“土十条”制定的专家向记者表示，“安全利用”保障农产品安全，有进步意义，“但不是一个很健康、很全面的概念”。
“从它(指湖南试点)的角度，大米达标就算完成任务，但土壤环境质量本身没有改善。你可以说现阶段缺钱缺技术，但首先要肯定，但凡有办法治理，应该想办法把土壤恢复到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这涉及环境伦理问题。”
